此文作于1991年10月，原载于《科学社会主义研究》1992年第三期。十几年过去了，其中观点和文本表述很多都显有些过时了。

 汤伯杞

1989年以来东欧诸国发生的剧变，绝非偶然。有近几年国际环境（包括：东西方关系、资本主义经济状况、能源、不结盟运动和苏联东欧间的关系）变化的影响，更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有外部因素的作用，亦有其内在的原因，由于各国情况不同，其引发剧变的原因不尽相同。运用社会主义的科学历史观来进行认真地分析和研究，从中得出比较接近真实的、科学的结论，并引以为教训，这对世界共产主义和处于改革进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对此作一点初步的尝试，以为引玉之砖。

东欧剧变，究其原因，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七个方面。

一、             执政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没有坚持独立自主原则

东欧国家多数执政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未能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是这些国家的政局之所以在极其短促的时间内发生如此巨大的根本性变化的第一个深刻原因。

东欧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除南斯拉夫共产党以外，在共产国际解散以后，大都未能摆脱对联共（布）的依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后，苏联在东欧多数国家驻扎了军队，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领到的人民政权大都是在苏联帮助下建立起来并在苏联的支持下（如果不说是“庇护下”）才得以保持和巩固的。因而，这些国家同苏联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长期以来，苏联对这些国家存在着严重的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它最初是通过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后来则通过1949年成立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和1955年成立的华沙条约组织，以及通过双边的条约、协定等等，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意识形态以及党的活动等多个方面，实行全面的控制。东欧国家大多实际上处于苏联卫星国、附属国的地位，其内政外交都要服从苏联内外政策的需要。这些国家的执政党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活动，都必需听命于苏共的指挥棒，甚至党政最高领导层人事安排得实际决定权也操在苏共手中；这些国家的在经济上依赖苏联，同西方不能进行自主的贸易往来，同苏联的贸易实际上是进行不等价交换；在国防上亦仰仗苏联的保护，外交上完全追随苏联的对外政策。这些国家的执政党，虽然也曾在不同时期、在不同领域，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过反控制的争取独立自主的斗争，但是，直到80年代，除各别国家以外，大都未能真正摆脱听命于苏联的局面，未能获得真正的独立自主。

东欧国家对苏联的依附地位，这些国家的执政党未能坚持独立自主，在这些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恶果：第一，伤害了人民的民族感情，引发了反苏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些国家人民中的反苏情绪，虽时起时落，但始终未见根本缓和。在西方和这些国家内部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挑拨下，这种反苏情绪往往形成一种反社会主义情绪，把社会主义看作是苏联强加给他们的“舶来品”；第二，由于听命于苏共的指挥棒，因而脱离了本国的人民群众，党和政府难于同本国人民群众建立密切的血肉联系和鱼水关系，人民群众中的反苏情绪往往派生出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不满；第三，党的独立自主，是把马克思主义和国际经验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前提条件。执政党不能坚持独立自主，就不可能真正做到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建设具有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其政策、方针就难于做到完全符合本国的根本利益和本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从而也就不可能得到本国人民群众的真诚拥护和全力支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固有潜力和优越性也就难于得到充分发挥。第四，在80年代后期，苏联在新政治思维的指导下，调整了对外政策，放弃了波列日涅夫主义，承认了东欧国家的独立自主，同时也急剧减少了对东欧国家的经济援助。在东西方缓和的锣鼓声中，东欧国家的执政党便完全落入了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和本国反社会主义势力的联合包围和内外夹攻的环境之中，他虽然可以“独立自主”，由于它们一向缺乏独立自主的精神准备（思想、理论、政策等的准备），又缺乏独立自主的实际力量（经济、科技、国防力量等），因而难以“独立自主”地继续执掌政权；反之，反社会主义势力却利用“独立自主”的口号和“独立自主”的环境（例如，在一些国家政局最动荡的时候，驻在这些国家的苏联红军，一反过去的态度，在一旁作壁上观），迅速占领了政治舞台，轻而易举地从共产党和工人党中接过了政权。

二、             社会主义建设中照抄苏联经验和模式

东欧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照抄照搬苏联的经验和政治经济体制模式，是他们的社会主义成果最终不保的另一个深刻的历史根源。

东欧国家在建国之初，没有别的社会主义经验可资比较、借鉴，本身又从未有过社会主义的实践，在这种情况下，学习苏联的建设和领导管理体制的经验，本属顺理成章之事。问题在于：对苏联的经验和体制模式，应当作历史的、科学的分析、认清其利弊、区分其精华糟粕，进而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借鉴其合适的、有益的部分，认真地探索自己的道路，建立符合时代要求和适合本国特点的体制，而不应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把它奉为神圣圭皋、依样葫芦、照抄照搬。

苏联的建设经验和政治经济体制，是斯大林时期的产物，尽管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可为其他的党和国家借鉴的东西，但他们比竟是在本世纪上半叶那个时代和苏联那块土地上产生的，带有时代的特点和苏联的特色，不是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唯一的、不可替代的、凝固不变、必须照搬的样板。旧俄国原是一个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经济文化落后，小农经济有如汪洋大海。十月革命后的长期中，世界资本主义处在以私人垄断资本为主的阶段，多种矛盾异常尖锐复杂、政治经济危机频频、法西斯主义猖獗、社会动荡，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此伏彼起，战争烽火连绵不断。苏联长期处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既要对付西方的武装入侵、政治颠覆、政治封锁和外交孤立，又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援并准备进行“世界革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国内稳定、加速经济发展，提高国防能力，增强国家实力，并推进“世界革命”，在斯大林领导下，实行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特点的工业化方针，对小农经济实行强制性的集体化，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国民经济物质技术基础，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苏联特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这个体制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国家和社会在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下实行高度集中的领导和管理体制；国民经济在单一公有制基础上实行的计划管理、否认市场作用的统分统配体制；由国家统揽一切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事业，强化意识形态的统一性，用政治斗争方法和行政命令手段来解决思想、学术、艺术问题；强化国防和国内专政机制，对党内持不同政见者一律作为帝国主义代理人实行专政；党的领袖终身制，推行个人崇拜，实行领袖个人专断，以残酷的“路线斗争”方式来解决党内意见分歧；在民族关系上，推行大俄罗斯主义、强行推进民族“融合”，忽视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特点和民族利益；对外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为标准来区分敌友，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在“国际主义”旗帜下和“世界革命”中推行大党主义、大国主义，乃至霸权主义。

二次大战后，社会主义超出了苏联一国的范围，苏联的经济和模式被神圣化了，被奉为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遵循的十月革命道路的“共同规律”，并推广到东欧各国。对东欧诸国来说，建国之初，学习苏联经验，在巩固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方面，确曾起过积极作用。但机械照搬苏联的一套建设经验和体制模式，很快便暴露出与这些国家的实际情况和时代变迁的要求不相适应。例如，把优先发展重工业绝对化。像匈牙利这样的国家，当时人口不足千万，幅员不过9.3万平方公里，资源不足，本没有能力，也无必要把发展重工业放在“优先”的位置，而匈党的领袖却不顾本国实际，照抄苏联经验，优先发展重工业，结果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最后，这项政策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在农业和农民问题上，东欧国家亦普遍仿效苏联集体化的办法，强制推行农业合作化，势头很猛，遭到农民的强烈抵制；在处理党内意见分歧上，搬用苏共历史上的作法，大搞残酷斗争，以致践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冤假错案迭起，因而破坏了党内的团结和统一，也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至于以高度集权和依靠行政命令手段为特点的社会主义旧体制，由于战后时代特点的变迁，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生产力迅速发展、世界资本主义重新显露其活力，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竞争中，变得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潮流合理时发展的要求，从而阻塞了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道路。从50年代中期起，这些国家虽然根据本国的情况，不同程度地进行了一些经济改革，也收到了一些成效，但都未能突破传统模式的基本框架，加之受到来自苏联的干预、甚至武装干涉，使一些国家的改革实行起来小心翼翼，有的则被扼杀。而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长期滞步不前。到后来，特别是80年代后期，东欧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的传统模式，与社会发展的要求之间的对立和矛盾便越发尖锐。这种不合适宜的体制模式终于禁不住时代大潮的冲击而衰败了，而由于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的错误，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随潮而至，社会主义成果也毁于一旦。这对共产党人来说，不能说不是一个血的教训。

三、             体制改革中的严重失误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进入80年代后，改革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普遍现象，一种时代潮流。改革已成为社会主义自身完善的必由之路，也正是社会主义社会能够具有生机勃勃的活力之所在。然而，社会主义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艰巨事业，许多新事物和新问题有待于人们去探索。由于主客观种种因素的制约，在社会主义改革中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失误。如果发生的失误是一般性的、局部的、短时间的，而领导者保持清醒的头脑，及时加以纠正，这种失误就不致造成对社会的严重危害，不致引起社会的巨大动荡。但是，如果领导者在改革中犯了根本性的总路线、总方针方面的错误，而又不及早警醒，及时纠正，执行的方针政策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脱离了客观现实，严重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就会引发和加剧社会矛盾，造成社会紧张，引起政治动荡，甚至导致改革的失败。

从50年代起，东欧一些国家先后开始了对现实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并且取得了初步的成就，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有所提高。但是，在改革继续深入的进程中，特别是在80年代中期以后，改革在东欧形成了一股汹涌的大潮，在这个大潮中，这些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不幸进入了误区，犯了严重错误，最终使社会主义成果在这个大潮中流失殆尽。这是现实社会主义的惨痛教训。他们的错误，归结起来，主要表现在：

第一，  未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共产主义政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进行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也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改革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方面，应该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改革的实践，在实践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东欧这些党的领导在这两方面都犯有严重的、根本性的错误。他们没有能够坚定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正确地认识当今时代的变迁和世界发展的趋势，正确地分析和认识本国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状况，对建设和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和正确解答。他们缺乏坚定的、实在的、充分的理论准备，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和理论武装，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面对涌来的大潮，面对改革中的多事、多变，眼花缭乱、扑朔迷离的复杂情况，他们实际上是没有理论武装的赤膊上阵。不独如此，在急剧多变的形势下，他们又提出马克思主义原则“需要经常修改”、实际上却是跑到西方民主社会主义那里去寻找理论武器。从根本上违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另一方面，当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这些国家、这些党内泛滥的时候，这些党的领导层中也曾有人起来抵制、批判和抗争，但是，由于他们未能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在理论上有所创新、有所发展，为能对种种情况和问题做出科学的说明和回答，他们的抵制、批判、抗争、都软弱无力，最后一个个败下阵来。

第二，未能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关于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从来就存在着两种态度、两种改革观，存在着两种性质和两种发展前途的可能性。一种态度认为：社会主义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完善，因此必须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走社会主义的改革道路；另一种态度则是置改革的方向、道路、性质问题于不顾，为改革而改革，只要是改革，即使离开社会主义道路、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也在所不惜。东欧国家的这些党、在改革过程中，大都没有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改革可能出现的两条道路和两种前途。为了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中过分集中的现象，借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管理的科学方法，本来是可取的，然而，借鉴衍变成了引进，照搬西方某些经济模式，热衷于混合经济、私有化、市场化；为变革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消除党政不分，竟把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念当作消除弊端的灵丹妙药，热衷于政治多元化、自由选举、议会民主、多党制……等等；承认社会主义的多样性，各国党都有权，也必须进行适合本国国情的改革，这个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前提无疑是正确的，应该坚持。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还应有另一个前提，即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否则，改革将不会使社会主义制度继续发展和日臻完善，反而会导致社会主义成果的丧失和资本主义的复辟。东欧剧变的现实，确凿无疑地向人们昭示了这一点。

第二，  放弃了作为执政党在改革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

政权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执政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是社会主义改革顺利进行和成功的根本保证。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中，不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部分都应加以改革，其弊端也需要予以剪除。但是，这绝不是说，可以丢掉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和指导作用。相反，加强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却是社会主义改革的中心要义之一，而且也只有加强和改进共产党的领导，才能确保社会主义改革的成功。然而，东欧各国党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忘掉了原则，丧失了应有的警觉性。它们无视社会主义阶段、特别是在它的初级阶段，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的客观现实以及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威胁。当着反社会主义势力在“改革”和“民主化”的旗帜下，向社会主义、向人民政权、向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步步进逼的时候，它们却拿原则作交易，步步退让。它们几乎都是依照下述这样的阶梯、逐级下跌、最后放弃领导地位，拱手让出政权，断送了社会主义事业。这个阶梯是：社会主义模式多样性→社会主义社会利益多元化→意见多元化→政治多元化→多党制→共产党放弃领导地位，成为多党“平等”竞争的一员→自由选举→参政党→在野党。这个惨痛的教训，是一切执政的共产党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都不可不痛切引为借鉴的。

第四，未能对旧体制的弊端作全面的、科学的分析，未能把握改革的最佳时机和分寸

改革的目的在于兴利除弊，摈除不适应时代变迁、科技进步、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的弊端，使政治经济体制适应变化了的情况，促进社会主义之都的自我发展和完善，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蕴藏着的潜力和优越性。因此，对社会主义体制旧模式的弊端，必须进行全面的、科学的分析，切忌认识上的偏面性。同时，采取改革措施，要有充分准备，要选择适当的时机，要把握分寸，切忌盲目冒进或者右倾保守。当然，这需要领导者有高度的理论休养，深邃的政治洞察力，丰富的实践经验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在这方面，东欧的这些党的领导，大都程度不同地犯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有的对旧体制的弊端，不是做科学的全面分析，而是一概加以否定，如：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也加以否定，泼脏水也抛弃了婴儿，以致引起甚至是主动掀起否定社会主义的狂潮恶浪。对党本身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不是做历史的分析，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纠正错误，妥为善后，以利改善党的形象、巩固党的领导地位，而是听任把纠正历史错误演变成否定党的历史和党的领导。其结果是否定了40余年社会主义的成就，使群众看到的只是问题和错误，因而丑化了党、丑化了社会主义，削弱了人民群众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赖和支持。有的党则采取另一种极端的态度：在社会主义改革的大潮面前，仍然固守弊端丛生的旧体制，不去掌握改革的主动权。一当这个大潮涌来，他们的座席不是在大潮中飘摇颠簸，就是被浪卷而去。东欧的这些党，大都没有处理好改革和发展的关系，也没有处理好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关系。因而，造成经济发展滞缓，人们生活得不到改善，有的贸易采取的改革措施（如波兰的物价改革），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引起群众不满。这些党大都因为在时机不成熟而又措施不当地进行政治改革，引起社会动荡，使反动势力死灰复燃，反社会主义势力沉渣泛起，而它们本身也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车翻船覆。

第五，没有认真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东欧国家在改革中大都忽视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尽管因为受苏联模式的影响，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在内外政策上往往表现出浓厚的意识形态化倾向，然而，实际上却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未能真正从本国的历史特点和文化传统的实际情况出发，适应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以马克思为指导，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首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战线上，教条主义横行、思想僵化，因而未能真正确立起马克思主义之作为指导思想的地位。一旦改革开放，面对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潮涌，教条主义的堤坝便迅速溃决。

其二，这些国家尽管由国家总揽一切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的教条化和绝对化，不尊重科学、不尊重知识、动辄将学术问题不加分析地视为思想问题，把思想问题视为政治问题，以行政手段解决学术观点的分歧，以政治方法处理思想问题，因而束缚了本国的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也妨碍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继承和弘扬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以及建设和发展本国的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音乐、戏剧、影视、出版等等文化事业和国民教育事业。

其三，在国民教育方面，未能建立起一种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符合社会主义原则而又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准则，并用以提高国民素质、规范社会生活，引导社会前进。而由于改革开放，加之地缘关系，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便乘虚而入，以致在国民意识中，崇拜资本主义和鄙视社会主义的情绪油然而生并且泛滥成灾。

其四，没有处理好宗教信仰问题。宗教信仰本是东欧各国人民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在执政期间，执行了不正确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政策。他们简单地把所有的教会（这些教会既与罗马教徒有联系，也与广大人民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东欧，大约有90%以上的人信教）一概视为一种异己的力量，限制甚至敌视、禁止人们的正常的宗教活动，因而脱离了群众。而做为一种逆反效应，信仰宗教的人们也把共产党、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异己的对象而产生一种拒斥力。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之所以缺乏群众基础，执政党错误的宗教政策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             执政党自身建设方面的严重错误

工人阶级政党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核心，其地位牢固与否，其作用发挥如何，对社会主义的前途至关重要。而执政党自身的建设，又是关系到党的生命攸关的大事。东欧各国的巨变，虽然情况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反对派利用人们对政府和执政党的种种不满，迅速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力量，迫使执政几十年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在短时间内拱手让出政权、或者自行改弦易辙。这表明，这些党在执政后，对自身的建设存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这些缺点和错误，这要表现在：

第一，  没有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由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然而，东欧一些国家的党在执政以后，渐渐放松了这方面的要求：放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教育，党的理论水平下降；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以任机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在党内、在社会上滋生、泛滥；不坚持党员标准、党员素质下降，一些“入党做官者”，阿谀奉迎者、投机分子，野心家涌入党内，对党员又缺乏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忽视党的作风建设，党风败坏、党的形象有损、党员模范作用日益衰退，等等。所有这一切，致使这些执政的党在社会生活中未能显示出其先进性和发挥其先锋作用。

第二，  严重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的组织原则

在东欧这些党的内部，大都程度不同地缺乏民主，集体领导原则遭到破坏，党的领导人不受监督，终身制，有的党内领导者独断专行，个人崇拜之风盛行，因而造成党组织只有表面上的统一实则上下离心，组织涣散，党的生活缺乏活力，形不成真正团结一致的战斗堡垒。最突出的例子要算罗马尼亚共产党。罗共到后来，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由其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被破坏殆尽。齐奥塞斯库夫妇，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实行个人独裁，个人崇拜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践踏民主，实行家族统治，任人唯亲、宠信奸佞、排斥异己，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其结果是，众叛亲离，不仅使整个党覆没，自己也落得极其可悲的下场。

破坏民主集中制的另一种表现和恶果，是导致党的统一的破坏。在这些党内，由于民主生活不正常，表现出严重的排他现象，当内因思想分歧而大搞残酷斗争。党的领导人，除了少数病死在岗位上的以外，多数都不是任职期满正常离职，而是在党内斗争中、甚至是在外力干预下，被赶下台的，其中有的还受到迫害：开除、流放、入狱、甚或被杀害。这样斗争的结果，党内长期隐伏着派别倾轧的祸患。同样，由于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糟践踏，到后来，在改革开放、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的气候下，党内矛盾公开化，派别林立、思想混乱、组织涣散、号令不行，因而使党难以形成思想统一、意志统一、政策统一、组织统一和行动统一，党也就起不到战斗堡垒作用。最后，在党面临严峻挑战的关键时刻，政治野心家便揭橥派旗，大搞分立主义，在最需要维护党的统一、最需要全党团结战斗的时候，党反而四分五裂，瓦解成一些小宗派。而重新聚结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建党的努力，则步履维艰。

第三，  破坏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共产党的力量来源于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民群众的支持是党完成其历史使命的基本保证。东欧的这些党，大都在党的建设中没有能够维护和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是一个致命的弱点。东欧国家的党大多是在反法西斯战争后期，趁苏联红军胜利进军和本国法西斯傀儡政权垮台的时机，领导人民起义取得胜利，并在苏联帮助下取得和巩固政权的，他们同本国工人、劳动农民及其他劳动群众的血肉联系，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例如中国共产党）比起来，本来就不算广泛、密切和深厚。在执政时期，在对苏关系上放弃独立自主，伤害了本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国内政权屡犯“左”的错误。民主与法制不健全，冤狱遍于国中，伤害了群众；处理历史问题，草率从事，既违背人民群众的心愿，又在人民面前丑化了党；在经济改革中，无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承受能力，贸然采取冲击人民生活的改革措施，激起群众的不满；党风政绩败坏，党政机关和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等等，以至于在党和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各阶层群众不是和党站在一起来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反而被反社会主义势力所利用。

五、西方民主社会主义和欧洲共产主义思潮的影响

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是当代西方颇为流行的一股政治思潮。它是西方社会民主党（包括社会党、工党）的思想和政策体系，与科学社会主义有原则区别，是反对列宁主义、反对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他以政治民主和国际民主为旗帜，其基本主张是：群众对社会生活的广泛参与，多党自由活动的议会民主，混合经济，人人公平享有的分配，全面的社会保障，以及世界范围内的自由和平等，等等。它否定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工人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党的先锋作用和领导地位，否定民主集中制原则，并用意识形态的多元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他力图在资本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之间寻找第三条路，建立起既否定资本主义又与现实社会主义划清界限德新社会。实际上，民主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主义思潮。近年来，这股思潮也在东欧国家的一些共产党和工人党内迅速泛滥开来。

东欧国家的这些党，其内部也存在着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泛滥的基础和条件。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在历史上力量比较薄弱，反法西斯战争初期，都经历了与社会民主党左派合并的过程。合并以后，他们长期以来只注意发展党员，扩大党的队伍，而忽视了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没有得到清算，马列主义在党内，尤其在领导层中没有扎下根。同时，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从未放松过向东欧国家渗透其主张的努力。

在东欧，民主社会主义是在承认社会主义模式多样性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最近主要是作为社会主义旧体制的传统模式的替代物。这些党内有一种日益占上风的意见认为，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是以高度集权的和“党治国家”为其基本特征，缺乏民主，是“国家社会主义”、“专制社会主义”，已变成为妨碍社会主义发展的障碍，社会主义改革的宗旨就是以民主社会主义来取代它。随着改革浪潮的冲击，东欧这些党的民主社会主义在理论上越来越多地接受或者征引西方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念，在实践上也效法西方社会民主党，如容许党内意见多元化和不同政派的存在，搞多党制和议会民主，等等。这股思潮逐渐在这些党内占居主导地位，并导致党的性质的根本变化。

欧洲共产主义思潮也对东欧的这些党产生过重大影响。西欧共产党反对国际共运“中心论”，主张独立自主，对东欧这些党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也未能够促使这些党改变其对大党的依附状况。与此同时，西欧共产党接受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某些原则，不再强调马列主义的指导作用，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把民主、人道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最高原则，不再强调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等等，对东欧的这些党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

六、苏联的新思维和改革的冲击

从80年代中期起，苏联提出“新思维”和全面开展改革，急剧调整内外政策。这对同苏联保持着特殊关系的东欧国家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冲击。这冲击，产生了一种效应：使这些国家一向遵循的内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动摇。

苏联的新政治思维，从适应国内全方位改革的需要出发，在对外政策方面，提出了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使国际关系向非意识形态化和向人道主义的目标发展；放弃军备竞赛和实力政策以谋求缓和与世界和平等一系列原则思想，并在实践上大幅度地调整对外政策。苏联对外政策的调整，对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影响。

对西方，苏联采取了主动接近的政策。首先是谋求苏美的缓和，步骤逐年加快，连年有新的突破。苏美关系走向缓和，促进了东西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和欧洲共同体国家，对苏联的主动资态给予了积极回应。为了推动苏联和东欧国家朝着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西方国家对苏联东欧采取拉压结合的方式，对这些国家的“改革”给予外部支持。1988年，欧洲共同体和经互会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相互承认并建立正式关系，从此，结束了东西欧洲两大经济集团间持续30余年的“冷战”状态，为东西欧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打开了一条缺口，为东欧和西欧的接近、融合准备了前提条件。

对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是针对东欧诸国），苏联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以往的新原则：承认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不要求其他国家照搬苏联经验；承认各国不分大小，完全平等，相互尊重，自愿合作、互相学习承认各国党首先应对自己国家的事业负责的爱国主义精神，承认任何党都无权追求特殊地位和对其他党发号施令，等等。为了同西方缓和，苏联竭力求实现东欧的稳定，宣布放弃“勃列日涅夫主义”，承认东欧国家的“独立自主”和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对于这些国家出现的对苏联的离心倾向、甚至影响经互会和华沙条约稳固的倾向、同西欧国家接近的趋势，以及这些国家的反社会主义自由派势力抬头和兴风作浪，苏联都采取了不干预和容忍的态度。即使东欧一些国家的反社会主义势力搞起了“不流血的革命”，直到推翻共产党和工人党掌握的政权的时候，驻扎在这些国家的苏联军队，也未进行干预。苏联对外政策的这种转变，对于一向追随苏联的东欧诸国来说，的确是一个不小的冲击。

苏联国内的“全面改革”，对东欧国家也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冲击波。这个冲击来自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了推进国内政治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苏联理论界在民主化、公开性的推动下，对斯大林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的回顾，掀起了重评斯大林，批判“斯大林主义”的热潮，对斯大林时代形成的而后又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所发展的苏联的社会主义传统模式普遍采取了批判与否定的态度，认为那是一种高度集权的体制，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扭曲”，形成了妨碍社会主义发展的障碍机制。他们还提出了一系列所谓现代社会主义实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新概念”，诸如：社会主义的任何构想首先应当满足社会主义标准，即人及其利益和需求至高无上；人道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原则；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多种形式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的新特点主要是指对传统的整个权力制度的根本改革；社会主义政治组织是法制国家；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在社会生活中的指导作用，不是依靠宪法保障，而是以自己的正确政策和工作成就争取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来实现的，等等。在实践上，苏联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步骤改变经济和政治体制，诸如：改革所有制形式，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容许党内意见多元化和派别存在；主张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取代过去的苏维埃制，实行自由选举、党政分开、总统制；革新联盟等等，并且给斯大林时期造成的大量政治案件平反，恢复了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前领导人的名誉。同时，给东欧国家党内的激进派以鼓励和支持。

上述两方面的冲击，激起了东欧国家难以承受的社会动荡。这些国家党内外的反社会主义右翼势力趁机蜂起，他们借助西方的支持，互相串联，彼此配合，利用执政党的工作失误和政策缺陷，挑拨群众的不满，故意制造困难，兴妖作怪。在这股冲击波突然袭来的情势下，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在其本来就既缺乏独立自主精神和力量，又缺乏思想理论准备的领导集团的领导下，一个个以犹豫动摇始，以坍塌瓦解终。

七、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

自从世界上出现社会主义制度以来，国际帝国主义就把消灭社会主义确定为其根本的战略目标。起初，企图利用武力把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后来又企图用冷战，军事包围、政治孤立、经济封锁的办法来搞垮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图谋均未能得逞。从50年代中期以来，帝国主义者转而提出、鼓吹并实际采用“和平演变”战略，来达到其消灭社会主义的目的。所谓“和平演变”战略，其要点是：在经济上，利用经济交往、经济与技术合作、经济援助以及经济制裁等种种诱压兼施的手段，使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联系中屈服于或者更多地依赖于西方；在政治上，以所谓“民主”外交、“人权”外交，推动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自由化”，并以缓和东西方关系的姿态，来迎合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以期使之朝着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在思想上，进行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共产主义宣传，以及资本主义将对社会主义“不战而胜”，诅咒共产主义“大失败”，宣扬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念；在文化上，散布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和颓废的文学艺术。这种战略，特别重视意识形态方面的渗透，并且把希望寄托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二代，乃至第三代、第四代。

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特别选择东欧国家为突破口。这是因为美苏争霸向来以欧洲为中心，美国无时不想把东欧国家拉过去，打破“苏联大帝国”；从地缘上考虑，东欧国家与西欧、中欧疆土毗连，在历史上，东欧国家与西欧、中欧国家有着悠久的联系，而且与苏联有着在沙皇俄国时期就已经形成的民族悸怨。西方国家首先把波兰和匈牙利作为其“和平演变”战略的带头羊。美国很早就在波兰设立了文化中心，西方的“自由欧洲”电台在匈牙利建立了在东欧的第一个办公室。他们还利用波、匈两国人民多数信奉天主教的条件，借助教会的力量，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它们在东欧国家培植亲西方和反社会主义的势力，为其提供大量的财政支持。例如：美国的劳联----产联就承认他们给波兰团结工会的财政支持达250万美元。西方国家的政府，甚至直接插手东欧国家内部的政治纷争。1988年11月，当波兰统一工人党政府最困难的时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波兰，她一方面未提出给波兰统一工人党政府急需的援助的承诺，但另一方面却重申支持团结工会，并且会见瓦文萨。1989年7月，在匈牙利政局变化的关键时刻，美国总统布什到匈牙利访问。他毫不掩饰地宣称要“做民主制度的鼓吹手”。他在美国驻布达佩斯大使馆单独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部长、篡党夺权之心昭然若揭的右派代表人物波日高伊，并同反对党的代表交谈。在布什访匈期间，美国国会批准设；设立一项2500万美元的基金，作为鼓励匈牙利私营企业的新的资金来源。1989年7月中旬巴黎举行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提出要以社会主义国家扩大“民主自由”作为东西方改善关系，增加对话和进行合作的基础。每当东欧国家出现社会动荡，西方国家总是推波助澜，扩大事态。东欧的剧变结果表明：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也是促使东欧发生如此剧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原在于：《科学社会主义研究》1992年第三期）

闻捷曾自嘲说：“我是一个诗歌上的诗人，爱情上的痴人，政治上的庸人”。“文革”中，他受到审查，工宣队故意不让他与戴厚英从干校一起回上海休假。闻捷送戴上车后，“两手蒙脸偷偷哭泣”。在受批判的大会上，闻捷说：“我对小戴的感情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不能没有她……”   闻捷：著名作家，诗人

闻捷（1923～1971）当代诗人。原名赵文节，曾用名巫之禄。江苏丹徒人。       小学毕业后在南京一家煤厂当学徒。 1938年流亡汉口参加抗日救亡演剧工作。194o年赴延安，在陕北文工团工作，后入陕北公学学习，开始发表文学作品。       1945年任《群众日报》记者组组长。1949年随军到新疆后任新华社西北分社采访部主任、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       1955年发表了《吐鲁番情歌》等诗作，结集为《天山牧歌》出版，这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边疆少数民族的抒情诗集，笔调深挚优美，风格清新明丽，富含民歌风味，备受文坛瞩目。       1957年调中国作协从事专业创作。1958年任作协兰州分会副主席，在甘肃河西走廊一带生活，出版了诗集《祖国，光辉的十月》、《东风催动黄河浪》、《河西走廊行》，自选集《生活的赞歌》等，取材开阔，诗风热情豪放。       1959年开始发表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反映哈萨克人民的生活和斗争，这是一部宏伟的具有史诗性质的作品，格调高昂，语言洗炼，富于地方特色。长诗分为3部：《动荡的年代》、《叛乱的草原》和《觉醒的人们》（未完成）。       他还出版了与袁鹰合著的诗集《花环》和散文集《非洲的火炬》，以及《闻捷诗选》。       文革一开始即遭批斗。 1965年调上海作协工作。1969年下半年获得"解放"后，又因人际交往问题遭诬陷，被张春桥说成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1971年1月13日，张春桥、姚文元正式任上海市委第一、第二书记，闻捷於当晚写好遗书后开媒气自杀。十余年后，作家戴厚英据此写成长篇小说《诗人之死》。

      徐志摩与原配夫人离异而与陆小曼结合,徐之友好,多贻书劝阻,其师梁任公亦千言书致徐,力劝其悬崖勒马,免为世诟.书中说：呜呼，志摩！世间岂有圆满之宇宙？”徐意坚决，复书亦说：“呜呼，吾师！吾惟有于茫茫人海中求之，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尔耳！”

“吴钩”

钩，兵器，形似剑而曲。春秋吴人善铸钩，故称。后也泛指利剑


【引申】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水龙吟 登建康赏心亭》辛弃疾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南园十三首·其五》李贺

古代吴地（今江苏苏州）所造的—种弯形的刀。《吴越春秋·阖闾内传》：“阖闾即宝莫耶，复命于国中作金钩，令曰：‘能为善钩者，赏之百金。’吴作钩者甚众。”后泛指锋利的刀剑。李贺《南圆》诗：“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径路刀  古代兵器。汉代匈奴人使用的一种青铜刀。有人认为它来源于西周初年，周人使用的一种叫做“轻吕”的短剑。汉元帝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呼韩邪单于与汉使臣韩昌、张猛立盟，就曾用径路刀搅酒。

●外观和用法

相传的“吴钩”，是刀身呈曲翘状（按其形状可总称为曲刀或弯刀），具有适合劈砍的构造。曲刀由刀首、刀身、护手（格）和刀柄所构成。单侧有刃，呈曲线状，没有锋刃的一侧，称之为刀背。柳叶刀即是曲刀的标准刀型。全长约1m,刀柄20cm左右。因刀刃形状似柳叶，故此得名柳叶刀。

刀的制作材料，刀刃部分使用经过硬化处理的优质铜，刀背部分用韧性好的金属制成。

刀的长度和重量，虽然根据使用者而定，但是也有一个大致的标准。长度是在持刀的手自然下垂，手握手柄，刀尖朝上状态下，以刀尖不过耳、刀重0.7kg以上为标准。

刀的一般使用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一只手只使用一把刀的单刀式，另一中是把两把刀作为一组（副）的双刀式。单刀时，有时用另一只手使用盾、钩、拐等防御里较强的兵器。

刀的变化种类（即形态）有很多，这里很难一一介绍。但是变化较大的刀刃为锯齿状的锯齿刀和刀背栓铁环的环刀等。

●历史与发展

所谓“吴钩”，意思是指刀刃为曲线形的吴国刀。这种刀刃呈曲线状的曲刀，是春秋时代由吴王（相传为阖闾）下令制造的。因其锋利无比，所以留下这个美称。据说，曲刀在青铜时代就已经出现了。由此可见，曲刀的历史悠久，很早以前就在中国的南方广为使用。这是南方的特殊环境所决定的。众所周知，中国南方山岳连绵，植物繁茂，还有很多适于舰船水战的江河湖泊，在这种地理环境下，曲刀当然就成了用于白刃格斗近战的最理想兵器，而且还可以作为采伐和船上作业的工具。

在中国，曲刀的鼎剩时期是在唐代以后。当时一些唐朝的文人赋予曲刀一个雅称，称之为吴钩。这种吴钩是模仿宝物的吴钩制作而成，也是一种对名刀的文学表现。唐代之所以盛行使用曲刀，其背景是当时中国的版图的扩大。上面已经介绍了曲刀在中国南方广为使用的缘故。然而，即使在刀、剑最盛时期，中国南方许多民族仍然使用着本民族固有样式的曲刀（就是在现今的中国、泰、苗、西瓦等少数民族还沿用着本民族独自式样的刀）。后来的南朝诸国，把原来一些南方民族使用的曲刀，作为本民族的兵器，装备自己的军队。隋统一了南北朝，以及后来的唐朝，这种曲刀一直久盛不衰，为文人骚客广为歌咏。

广为流传。

在唐代复兴起来的曲刀，到了宋朝就更加流行了。在宋代《武经总要》中，已经看不到直刀的图样，但是仍完整地保留着手刀这一曲刀的流派图形。虽然当时的军队也装备有直刀，但是，从《武经总要》的记述来看，曲刀的装备率仍占明显优势。由于宋朝的法律没有把这种曲刀列为民间禁用的兵器，所以，不仅军队，就是在民间也极为普遍。

从明末到清朝，虽然是日本刀的全盛时期，但是，传统的中国曲刀仍然被广泛使用着，特别是在民间和武术界，就更为盛行。即使在今天的武术界，说起刀，就是指这种中国传统的曲刀，或由曲刀所演变的各种刀。

据说，曲刀在青铜时代就出现了。由此可见，曲刀的历史悠久，很早以前就在中国的南方广为使用。这是由于南方的特殊环境所决定的。众所周知，中国的南方山岳连绵，植物繁茂，还有很多适于舰穿水战的江河湖泊。在这种地理环境下，曲刀当然就成了用于白刃格斗近战的最理想兵器，而且也可以作为采伐和船上作业的工具。

“吴戈”  

 兵器名.吴地所产,故称. 亦泛指精良的戈.
 戈是平头的戟,春秋时吴国所产,锋利无比.古时多用来指锋利的兵器.
                屈原《楚辞.九歌.国殇》中有云︰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敌若云,失交坠兮士争先.     参见《辞海1670页》
　　吴地（古国名。今江苏大部和安徽、浙江的一部分，建都于吴即今江苏苏州）制造的戈，以锋利著称。《国殇》：“操吴戈兮被犀甲”，指最锐利的一种戈。

“吴干”

 《共产党宣言》中有一段关于共产党人对其祖国态度的论述，即“还有人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要取消祖国，取消民族，工人没有祖国，绝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对这段论述究竟该作何解释才合《宣言》作者的本意？本文拟参照《宣言》的其他一些文本，就此作一些简要的分析。

一

为了便于说明，现将这段论述完整地引述如下：“还有人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要取消祖国，取消民族（这里的“民族”一词，在《宣言》的英、法文译本中均为“nationality”,德文为nationalitaten——引者），工人没有祖国，绝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己组织成为民族（这里的“民族”，与前一个“民族”不同，英、法文为“nation”,德文为“Nationaen”――引者），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虽然这里所说的｀民族的＇（英、法、德文均为｀national＇――引者）一词和资产阶级所理解的完全不同”。“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了。”

“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联合地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灭，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灭。”⑴在另外一处，《宣言》还指出：“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⑵

这几段论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曾被无数次地引用过，通常是为了给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对资产阶级的爱国精神和沙文主义所抱的否定态度提供理论根据。但是，也常常有人企图赋予这些论述以相反的、民族主义的含义。

这里，我们可以引用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亨利希.库诺夫⑶在其《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社会理论及国家理论》一书中对《宣言》中上述论断的解释为例，按照库诺夫的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要阐明的全部含义是：“工人今天（1848年）没有祖国，因为它们并不参与国家生活，也未分享它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但是，总有一天，工人们将夺得政权，在国家和民族中居于统治地位，到那时，当可以这样说（？），他们业已把自己组织成为民族了，他们也就是民族的并感觉到他们是民族的了，即使他们的民族主义[！]将不同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⑷

库诺夫的这一解释⑸“忽略”了“暂时”一词（《宣言》中说“因为无产阶级必须……把自己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这个词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认为无产阶级永远是“民族的”。

库诺夫的解释在改良主义的文献中成了标准的解释。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一解释在当时共产主义者的营垒中得到了赞同。例如：1946年维也纳斯特恩出版社出版的《宣言》的导言中写道：“当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领导阶级，把自己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时，我们必须懂得正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工人阶级在反对法西斯主义和争取民主的斗争中，恰恰是作为民族的阶级、民族的脊梁来行动的。奥地利的工人阶级今天正在战斗着，为的是通过创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奥地利来赢得奥地利工人阶级的祖国。”

这个解释不仅与库诺夫的解释如出一辙，而且有过之无不及。与这些民族主义的解释完全相反，列宁在其《卡尔.马克思》这篇文章中写道：“民族是社会发展的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工人阶级如果不是‘在民族范围内构成起来’，如果不是‘民族的’（‘虽然这和资产阶级所理解的完全不同’），就不能巩固、成长和形成。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日益打破民族壁垒，消除民族隔绝，用阶级对抗代替民族对抗。因此，在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这完全是一个真理：‘工人没有祖国’，至少各文明国家工人的‘联合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⑹。

然而，甚至列宁的解释也不是那么尽如人意的。因为，按照《宣言》的本意，无产阶级即使在争取政治统治之后，其“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列宁把这个“是民族的”仅限制在工人阶级运动的开始，即在工人阶级“成年”之前。列宁说，在充分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将更加没有祖国！

二

那么，《宣言》的这些表述的实际含义究竟是什么呢？究竟什么意义上说工人“没有祖国”？怎样“没有祖国”？何以说即使在争得统治权之后工人仍然“暂时还是民族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必须首先考察一下《宣言》的用语。

如所周知，“nation”和“nationality”（在《宣言》的中译本中，这两个词均译为“民族”）这两个词并非随时随地都用于同一意义。例如：在英语和法语中，“nation”通常是指一个主权国家的人口，而“nationality”一词，或者是用作公民身份（citizenship）的同义词，或者用来表示血统和语言的共同体（即英语的‘people’，或德语的‘Volk’），而在德国和东欧，这两个词主要是指血统和语言的共同体⑺。

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是在他们早期著作中，几乎总是遵循英语和法语的用法。他们使用“民族（nation）”这个词时，只要是指某一主权国家的居民（他们偶尔也用这个词表示“历史上的”各民族peoples,例如曾用以指代一度亡国的波兰人）。另一方面，“民族集团（nationality）”一词，在他们那里是指：或者（1），属于一个国家的，特别是有国家的人民⑻，或者（2），指种族共同体。因此，这几乎是他们唯有在谈论所谓“无历史的民族（peoples withouthistory）”，如奥地利的斯拉夫人（捷克人，克罗埃西亚人等）和罗马尼亚人时；或者在谈论“消失了的民族（remnants of people），” 如克尔特人、布列塔尼亚人和巴斯克人时，才使用的术语。正是“民族集团（nationality）”这个概念[与“民族”（nation）的概念形成鲜明的对比，马克思恩格斯把它理解为拥有自己国家，从而具有自己的政治历史的人民]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语中最有特点的！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

恩格斯在《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一文中写道：“欧洲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政府管辖好几个不同的民族（nationalities）。苏格兰山区的克尔特人和威尔士人，按其民族（nationality）来说，无疑地有别于英格兰人，然而，谁也不把这些早已消失了的民族（peoples）的残余叫做民族（nation）。同样，谁也不会把法国布列塔尼的克尔特居民叫做民族（nation）。此外，没有一条国家分界线是与民族（nationalities）的自然分界线，即语言的分界线相吻合的……”⑼而在《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1855年)一文中，恩格斯在谈到奥地利的斯拉夫人时说：“奥地利的斯拉夫人分为两个集团：一个集团是由各民族（nationalities）的残余分子组成，他们过去有自己的历史，而现在的历史发展是同那些与他们不同的种族和语言的民族（nations）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上述的这些民族（nationalities）虽然全都在奥地利境内，但未被承认为已经形成了不同的民族（nations）”⑽。

另外，恩格斯在《论斯拉夫主义.什列斯维帝---霍尔施坦的战争》一文中说“波希米亚和克罗地亚都没有强大到足以作为独立的民族（nations）而存在。这两个民族（nationalities）都因种种历史原因（这些原因必然使它们被更强大的民族race所并吞）的作用而渐渐瓦解，他们要想恢复一定的独立性，只有和其他斯拉夫民族（nation）（恩格斯在这里是指俄罗斯----引者）联合起来”。⑾

从上述的恩格斯的《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出，恩格斯把“nations”和“nationality”这两个概念的差别看的是十分重要的。在这篇文章中，他对“民族的（national）”问题和“民族（nationality）”问题，“民族的（national）”原则和“民族（nationality）”原则作了明确的区分。他只赞成第一种原则，而拒斥第二种原则。

三

在《共产党宣言》中也还有一些这种术语用法的例子。例如，当谈到“民族工业”（英文为national industries）“因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被逐渐“挖掉”基础的时候⑿，显然是指囿于一定国家疆域之内的工业。《宣言》第二章末尾提到的“国营工厂”（德文为“Nationfabriken”，英文为“factories owned by the state”）也应作同一理解”。“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national）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国家（nation）了⒀”，在这里，“nation”和“national”这两个词显然都是指的国家（state），即拥有国家（state）的民族（people），而不是指血统和语言意义上的民族（nationality）。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谈到无产阶级的“全国性的（national）”斗争时，其含义与第二国际改良主义者的解释是有所不同的。在下面这段描写无产阶级斗争的起源的论述中，这一点是明白无误的：“最初是个别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个别资产者作斗争。……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national）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⒁”。这里，无产阶级“全国性的（national）”斗争，亦即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斗争，直接被看作是阶级斗争，因为只有这种全国规模的工人斗争的集中化，才能使工人作为阶级与资产者的阶级相对抗，才能给这些斗争打上政治斗争的印记⒂。现在，我们在回到本文开头援引的那几段，当马克思恩格斯谈到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时候，他们显然考虑的是首先在单一国家组织之内所进行的斗争。因为：“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因而，从这个观点出发，无产阶级上升为“民族（nation）的领导阶级”，把自己组织成为“民族（nation）”的表述，其含义同样也是非常明确的。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必须首先受到现存国界的限制，必须上升为现存国家内的领导阶级！这就是为什么无产阶级将起先“暂时还是民族的”——“虽然这里所说的‘民族的’一词和资产阶级所理解的完全不同”，因为资产阶级把它的目的看作是各民族在政治上彼此分离，并由他们本民族去剥削异民族。另一方面，胜利的工人阶级从一开始就应为消灭各国人民的民族敌对关系和对立而奋斗。工人阶级将利用它的统治权来创造一种条件，在这种条件下，“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只有从这个观点出发，才有可能理解恩格斯在谈到“废除”或“消灭”民族（nationality）时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废除”的当然不是现存的各个民族和语言共同体（那样是荒唐可笑的），而是各民族（peoples）间的政治上的分界线⒃。在（用《宣言》的话说）“公众的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国家也因之而消亡的社会里，各别的“民族国家”是不可能存在的。

综上所述，我们在文章开头所援引的那段论述，主要是从政治含义上谈论“nation”和“nationality”。《宣言》既没有宣扬无产阶级无须关心全国性的运动，也没有宣扬在民族问题上应采取某种“虚无主义”态度。《宣言》所说的“工人没有组国”，指的是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而不是种族含义上的民族（nationality）。工人“没有祖国”这是因为，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观点，工人应该把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看作是压迫他们的机器⒄。而在工人争得统治权之后，他们在政治意义上将照样“没有祖国”，因为，各别的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将只不过是达到将来无阶级、无国家的社会进程中的过渡阶段，因为建设这样的社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只有在国际范围内才是可能的！

注：

⑴⑵⑹⑿⒀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一卷，第270页，第262页，第25—26页，第254页，第255—256页，第259、260页。

⑶亨利希.库诺夫（1862—1936）：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民族志学家；80—90年代追随马克思主义；后为修正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社会沙文主义者。

⑷1921年后，柏林版，第2卷，第30页。

⑸库诺夫并不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解释《宣言》的第一个人。和其他改良主义的创新一样，这种解释也是由修正主义的奠基人爱德华.伯恩斯坦首创的。他在一篇题为《德国的社会民主和大耳其式的困惑》的文章中说：“无产者没有祖国这个表述应当修正到这种程度：无产者可以作为一个享有全权的公民加入政府并参与本国立法，并且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改变国家制度”。

⑺卡尔.考茨基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民族（nation）这个概念也是难以划清界线的。即使用同一个词表示两种不同的社会团体，或用两个不同的词表示同一种团体，也不会使困难减少。在具有古老的资本主义文化的西欧，每一个国家，其居民都觉得和自己的国家紧密联结在一起。因此，一个国家的居民就称为一个民族（nation）。就这个意义讲，例如，我们也可以说一个比利时民族（Belgian nation）。我们在欧洲愈往东走，就愈发现在一个国家里有许多部分的居民不愿意从属于国家，他们在国内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性共同体。人们或者同样称他为民族（德文为Nationen），或者称它为民族集团（德文为Notionalitaten）。最适当的办法也许是只称它们为民族集团”（卡尔.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分册，第130页，参见该书1929年柏林版，第二部第441页。）

⑻参见马克思1848年2月22日关于波兰问题的演说（这篇演说与《共产党宣言》是同一时期发表的）：“三个强国（指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引者）和时代并驾齐驱。1846年，当克拉科夫妇并给奥地利而剥夺了波兰仅存的民族（nationalrtg）独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291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卷Ⅵ，第408页）。像马克思恩格斯在许多文章中一样，“nationality”在这里也只是指政府。

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75--176页，并参见171页上的脚注。

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19—220页。

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545页，引述时参照了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书的英文版，见该书第62页。

⒂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由于资产阶级已经不再是一个等级，而是一个阶级了，因此它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而不是在一个地区内组织起来，并且必须使自己通常的利益具有一种普遍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69页）。

⒃恩格斯在1846年写道：“只有无产者才能消灭各民族（nationalitg）的隔离状态，只有觉醒的无产阶级才能够建立各民族（nations）的兄弟友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666页，参见《马恩全集》国际版，第Ⅵ卷，第460页）。同样，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无产阶级被当作是“已经成为现今社会的一切阶级、民族（nationalities）等等解体的表现”的阶级，……在现今社会里“民族独特性（nationality）已经消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6页、67页。参见《马恩全集》国际版，第Ⅴ卷，第60页、50页）。

⒄马克思在他的一本笔记中从瓦尔维尔的布里索的著作中摘录下面这一段：“只有那些为人民起草教育计划的可疑分子才有一种洞察力，因为四分之三的人民没有财产，因而也就不可能有美德；而没有财产，人民也就没有祖国，而没有祖国，一切事务便都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对他们来说，他们必须武装起来反对一切……因为这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四分之三的奢侈品，所以随之而来的就是，这四分之三可能没有宗教信仰，没有道德，也没有与政府相连结的附属物。”（见《马恩全集》国际版，卷Ⅵ，第617页）。

----马克思在伦敦索荷区的“党”

汤伯杞

   在欧洲大陆1848年革命的以后几年间，英国曾是大批流亡者躲避当局镇压、逮捕以及监禁的主要避难地。在1849--1850年间，从巴黎到莫斯科，从布鲁塞尔到罗马，一群几乎来自整个欧洲大陆的流亡者，乘货轮经泰晤士河，来到了雾气弥漫中的伦敦城，他们成份混杂、民族各异，有匈牙利人，波兰人、俄国人、法国人，其中最大的一帮是德国人，虽然这中间有些人继而又到谋求新的生活去了，但大多数人还是定居在英国。在那里，他们觉得可以较为自由地举行他们自己的政治、文化集会，在他们自家办的报纸（如果他们有能力开办一个小印刷所的话）上发表自己急进的主张。在莱斯特广场或朗爱克广场附近的小旅店的楼上，少数几个坚定分子甚至聚集在烟雾腾腾的房间里重新策划着一场欧洲革命。1851年4月，英国大文学家查理.狄更斯在其主编的杂志---《家常话》中，曾对这种流亡活动的习尚作了颇为形象的描述：“在莱斯特广场坎泰洛先生鸡肉店后面的几条后街里，在那里的几间幽僻的小客厅里，人们正在策划着各色综合全面的密谋；在索荷区的一家小咖啡馆里，人们正在编织着旨在破坏奥地利帝国统一的秘密计划--这一消息，我们是从一位尊贵的贵族老爷那里听来的；在草市，一家廉价餐馆的顶楼上，普鲁士正遭受着24个波兰人和洪维人的威胁；在各色雪茄馆内的小会客室里，人们正在抽签，以此来决定刺杀路易.拿破仑的人选……”

    然而，这种异乎寻常的“自由”却受到了种种阻碍，首要的和最为直接的原因是由于缺乏活动经费，急需寻找有收益的工作来维持。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感到：在伦敦他们已经没有资金出版《新莱茵报》这份曾经是他们在1849年从科伦被驱逐出境的报纸了。于是，恩格斯便赶赴曼彻斯特，在父亲开的纺织厂里工作的二十年，多少能养活自己和在伦敦的马克思一家。

    流亡者中几乎没有一个是富裕的。1850年侨居伦敦的德国西里西亚地主、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奥斯卡.冯.赖辛巴赫伯爵雇用了他的几个流亡伙伴作他孩子们的家庭教师，以此来资助他们。玛丽.冯布鲁宁克男爵夫人也雇了几个德国流亡者做家庭教师。他还常常在家里款待奥古斯特.维利希中尉领导的那个流亡者小组，这些人不屑于寻找有收益的工作，宁愿躲在男爵夫人的客厅里，或者在朗克宁广场谢特纳的德国小酒馆的休息室里，策划推翻普鲁士的军事行动。他们错误地认为，大约在几个月内就可以发动起一场“新的革命”。然而，大多数流亡者到达伦敦的时候，大都是一贫如洗，因此很自然地是渴望尽快建立彼此间的联系，以寻求帮助。

    于是，一些地区便常常成为一群群流亡者的活动中心。索荷区--特别是那里的莱斯特广场--就是其中之一。莱斯特广场有着便宜的住房，有“新型的分间出租的住宅”，还按装有供穷人使用的少得可怜的卫生设备。马克思就住在第恩街的一幢拥挤不堪的房子里，而他的几个朋友--“我的党”，马克思常常这样诙谑地称呼他们--至少在他们到达英国后的头几个月里是在一幢分间出租的住宅里度过的。圣.约翰林地，比起鏖槽的索荷，空气要好些，亦不堪拥挤，那里是经济状况略微好些的流亡者的活动中心，在伦敦的比较富有的德国人，象巴林家族，戈德斯米德家族以及罗思柴尔德家族这样的在伦敦业已经营了大约三十多年的银行家和商人则占据了伦敦最受人宠爱的地方：尤其是海克纳和坎布维尔两地倍受青睐，因为那里空气新鲜，而且有着宽敞、舒适的住宅。许多政治流亡者常常跑到坎布维尔，在虽不是政治伙伴但却是他们的同胞的人们的家里授课，籍此可以弄到几英镑钱花。

    当时，流亡者们的活动所受到的第二方面的阻碍就是偏见--宗教的、阶级的、性别的以及政治上的。这些偏见就是在英国这个当时世界上“最为自由的”（或者象恩格斯所写到的那样：“无不自由的”）国度里也是同样存在的。由于英国本地人的竞争和猜忌，找工作是相当困难的。在避难者中，大凡学校教师，多是“自由思想者”，他们所遭遇到的常常是宗教上的偏见；而那些女家庭教师和私塾先生们则常常被他们的雇主当作社会上的低能儿，当时，“无不自由的”英国曾收留了许多流亡的画家和音乐家。而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流亡者却被看成是对辛苦操劳却仍濒临饥饿的英国工人的工作的一种威胁。

    第三方面的困难，主要是流亡者们自己酿造的，这就是相对峙的政治派别间的争吵与内耗。这一点在德国流亡者中间显现得尤为突出。他们都曾遭到德国政府的镇压，而且许多人曾因从事反政府活动而遭监禁。哥特弗里特.金克尔便是其中的一个，他被判处在施潘道要塞服终身监禁，1850年他又从那里奇迹般地越狱逃跑了。所有的人都因其各自的政治观点而被迫流亡的；然而这些观点却是大相径庭的：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卡尔.布德林的国际共和主义，阿尔诺德.卢格的“黑格尔社会主义”，还有金克尔的断断续续坚持的“立宪主义”。因此，当时的德国流亡者，就象俄国的流亡者亚历山大.赫尔岑曾经说过的那样：“四十次分裂就是四十个宗派”。他们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他们与伦敦设立的对手俱乐部里，在他们与美国出版的德文报纸上彼此进行个人攻。然而，马克思对流亡者们的这种虽是戳力泛舟，然却各驶其道、殊途异路的蠢举却是洞若观火，讥讽地称其为“蛙鼠之战”。

    马克思并没有停止对避难者中的那些非共产主义者的抨击，同时也批评那些目标和策略都十分幼稚的共产主义者。从他1848年8月到达伦敦时起，他的主要活动就是：试图教育和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支部中的德国工人；努力扩大在卡尔.沙佩尔和奥古斯特.维利希的同盟工人教育协会中的影响。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相比，他们的共产主义则要幼稚得多，“原始”得多，而且是很不科学的。1850年9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彻底分裂以后，马克思在写给当时在曼底斯特的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说：与其同这些反对他的“傻瓜们”结伴同行，不如和他们分道扬镳。

    不过，马克思仍旧是一批成分各异的遇难者和工人们的最高灵魂，这些人仰赖“马克思老爹”为他们提供精神食粮和道义上的支持。自1850年9月同沙佩尔、维利希分裂以后，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大多数盟员都到了马克思一边，而一些新从欧洲大陆来到英国的人，即那些原先在科伦曾与《新莱茵报》共过命运的人（象威廉.沃尔弗和恩斯特.德朗克）来英国后对马克思也依然是忠心耿耿。马克思曾依靠他们的帮助收集证据，以援救1852年在德国遭受些审讯的那些科伦共产党人，然而，他的“党”的质量问题，使他很快便警醒起来。1853年3月，在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马克思对他们作了如下批判性的评论：“这些家伙真是懦夫。他们懒惰，一受到任何外界压力就无力抵抗，支持不住，指靠他们是毫无希望的。他们一定要更新我们党的成员……皮佩尔如果幼稚的虚荣心少些，坚持不渝的精神多些，那他不会没有用处。伊曼特和李卜克内西顽强，他们各有各的用处。但是所有这些并不是党。……鲁普斯（威廉.沃尔弗，下同--笔者）一天天老了，而且越来越古怪，德朗克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可爱的浪荡汉'。”几个月以后，他又批评沃尔弗、德朗克以及诗人弗莱里格拉特在无聊的闲谈中浪费时光，而把全部工作都仍给了他。1852年，马克思在组织他们所有的人为他的朋友约瑟夫.魏德迈在美国创办的德文杂志《革命》撰稿的时候，还曾表示他要“手持鞭子站在每个人后面”，直到他们交出必要的文章时为止。

    然而，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他们未能坚持马克思“荷求”的标准。他们都没有钱-- 威廉.沃尔弗有一次竟差点饿死，当时他们最为迫切的需要，是要寻找一份能够养家糊口的工作。这种贫困的处境，加之人们的懒散和缺乏承诺，使得党比较缺乏内聚力，因而无法完成预期的宣传任务。而小组成员又经常分散异地--如一个人在曼彻斯特找到了一份工作，另一个人在布雷福德，第三个在丹迪--这就使这种贫困的处境更加恶化了。然而，今天我们追溯他们一生的经历，从而绘制出一幅符合历史真实的在维多利亚女王的英国避难的早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的生活画卷--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生活，懒惰者与勤奋者的生活，意志坚定者与意志薄弱者的生活--依然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1、名誉上的英国人

    在马克思于伦敦生活的初期，他的朋友们中有两位不久就背弃了他。其中之一，就是以“鲁福斯”著称的斐迪南.沃尔弗。1848年，他曾在科伦帮助马克思编辑过《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停刊以后，1849年6月沃尔弗随马克思到达了巴黎。10月，恩斯特.德朗克从巴黎写来报道说他“就像个幽灵一样”四处游荡，而且是一贫如洗。不久，沃尔弗就来到了伦敦（在那里，他在一幢分间出租的住宅里租了一间屋子），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他即站到了马克思一边。然而后来他却一意孤行，成了一个“名誉上的英国人”，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再没有见到他。1851年7月，恩格斯曾写道：“红色沃尔弗经过了亲爱尔兰、资产阶级的……，精神失常和其他有趣状态等各种不同阶段，他完全不喝烧酒而喝二合酒了。”显然，斐迪南.沃尔弗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10月，沃尔弗又出现在了马克思的家里，此前，他不知何时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回来了。这时，他已“同一位英国女才子结了婚。”到1853年4月，他便做了“丈夫和父亲”，“成天和老婆孩子在一起”，很少在他的流亡伙伴中露面。后来他又躲到英格兰北部教书去了，年薪为60英镑。人们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是在1877年，当时德朗克告诉恩格斯说：沃尔弗现在在布莱克本有了他自己的寄宿学校，为了这个学校，他又是登广告，又是招揽学生，而且还备有从牧师们那里弄来的一些必要的参考书。斐迪南.沃尔弗这时已经完全浸泡在英国式的生活之中了。

2、党的泼息·霍士发

    1849年9月，马克思到达伦敦几天以后，康拉德.施拉姆也来到了伦敦。他，一位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因从事革命活动而遭到指控，于同年5月被捕，被判处两年监禁。越狱成功后直接来到了伦敦。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一项计划：派遣施拉姆到美国为在伦敦继续出版《新莱茵报》筹集资金。然而，这项计划却没能筹集到施拉姆的旅费而不得不告吹了。

    后来，马克思把施拉姆描述为他的“党”的“波息.霍士波”；这是因为：正值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为两派之际，正是施拉姆代表马克思派与同样生性好斗的（由于决斗在英国是非法的，所以他们渡海来到了比利时）。担任维利希监场人的法国流亡者埃马纽埃尔.巴特米尔，1853年在英国进行了一场决斗，为此他受到了两个月监禁，据马克思说：巴特米尔因谋杀了一位伦敦警察于1855年被处以绞刑；而施拉姆的监场人，波兰军官米斯科夫斯基1854年烧死在自己木制营房的一场火灾之中。

    康德拉.施拉姆没能达到目的。1851年9月他在巴黎被捕后险些使共产主义者同盟遭到损害，所以马克思又把他称之为“无赖汉”和“浪子”。同维利希一样，施拉姆也是粗心大意、草率行事的人之一，正是他们的粗心大意和草率行事是的普鲁士当局作出了不利于科伦共产党人的判决。1852年5月，施拉姆移居到了美国，这一方面是为了去那里谋生，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继续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工作：充当在伦敦的马克思和在美国的魏德迈之间的联系人，以便于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在美国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1857年，已是处于肺结核晚期的施拉姆又回到了英国，在择稷岛结束了他的一生。1858年，就在他逝世前，恩格斯和英国宪章派领袖乔治.朱利安.哈尼还曾去那里探望过他。

3、“一钱不值的小丑”

    在马克思的流浪汉肖像栏里的那些流浪汉中的头面人物就是德国流亡者中的浪子：威廉.皮佩尔。1851年，他先是通过在阿尔诺德.卢格的鼓动社的会议上充当“侦探”来帮助马克思的。在1851年2月的一次会议上，他和施拉姆的“侦察”活动被发现后，险些遭到毒打。在这次会议上，英国宪章派领袖，被恩格斯称呼为“我们亲爱的”朱利安.哈尼也和维利希以及各色民主主义者纠合到了一起。在科伦审判案期间，皮佩尔是马克思的秘书，1852年他又把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雾月18》一书译成了英文。这篇“错误和漏洞百出的”译文受到了恩格斯的严厉批评，说皮佩尔是“极其明显地粗枝大叶”，“伦敦小市民式的小资产阶级的咬文嚼字的美文学”。这篇译文本来是为魏德迈的《革命》和危内斯特.琼斯的宪章派杂志《寄语人民》而写的，然而，在1851年--1852年间，这一计划始终未能实现。1852年，恩格斯每月给皮佩尔两英镑。而在其他时候，皮佩尔则不得不以教书维持生计，起先是在侨居英国的德国贵族路特希尔德家里做家庭教师，后来则在肯特和苏塞克斯两地的几所寄宿学校里任教。

    在他与路特希尔的一家一起生活的日子里，他是孩子们的长期家庭教师。他给孩子们辅导所有的课程，也包括外语，1851年10月他还同这一家人到法兰克福的布鲁塞尔旅行过，12月，他和孩子们的母亲，与他一直有着暧昧关系的巴罗内丝.路特希尔德发生口角后，被辞去了长期家庭教师的职位。当时，皮佩尔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年轻人，他玩世不恭而又有些市侩气，所以马克思送他一个“塔普曼”的绰号，这是狄更斯的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中的一个自命不凡、好讨好人而又缺乏责任心的人物：“这个愚顽可笑的小伙子总是把丧失原则错当成显露天才的高尚精神”。然而，皮佩尔，这位马克思的孩子们所熟悉的“令人着迷的王子”（马克思的女儿们有时这样称呼他），当他从布鲁塞尔写信给马克思谈及他与路特希尔德太太的争吵的时侯，他那迷人的脸蛋就显得不那么令人着迷了，在信中他还以“弗里多林”自诩，他写道“弗里多林已不再为节省一个便士而苦恼了，在偿清债务后，他就会像他们所有的朋友一样，完全一贫如洗了，如果他在最后清账时弄不到一点儿结余的话，特别是，如果他不能把他的'剧本'弄到手的话……弗里多林的故事结束了，就像日常生活中所有的故事一样，平庸而恬静，他现在需要的是大批的推荐信和一笔钱，而不是'舞台'……下星期四我要去伦敦看你。”

    在回到伦敦的一段时间里，皮佩尔从事过各种各样的工作。1853年，恩格斯设法在曼彻斯特给他谋得了一个秘书的职位；他还有过一段短期的“商人”生活--在西蒂区的一家法国商店里经销各种太阳能加热器，1854年3月，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又为他找到了一个给一位墨西哥商人做家庭教师的工作，每周有15先令的收入。皮佩尔还有一个逛妓院的毛病（当他想同马克思一家住在一起，马克思开完笑地说他“现在两个口袋全空了”），这使他染上了梅毒。马克思曾送他到圣.巴基洛缪医院做过免费治疗，后来皮佩尔便成了多尔斯顿德国医院的常驻客。在他几次发病住院（1853、1858、1859）期间，马克思都曾去那里探视过他。1859年2月，当马克思听说皮佩尔被送进了医院的时候写道：“他活该”。当时，梅毒在那些德国医院接受治疗的避难者中间是一种很常见的疾病，而且这些患者大多是居住在伦敦东区的穷苦工人；为了给那些“更需要慈善捐款资助的”病人腾出床位，1856年该医院委员会决定限制梅毒患者的接受名额，并且每周加收六便士的医药费。

    1854年10月，皮佩尔被任命为肯特郡埃耳森一家学校的住校教员。马克思当时写道，他的职务就是“负担各路伙计的佣人”，马克思这样说，一方面是对皮佩尔失去了一份秘书工作表示遗憾，同时也是为住校教员这份工作去掉了皮佩尔不负责任的生活作风，去掉了他那自命不凡的心态而感到宽慰。当时皮佩尔与马克思依旧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使马克思了解到在英国还有着学校教学工资奴隶：“皮佩尔在他的学校里从早上六点工作到晚上九点，而且在这段时间里要祈祷二十来次，这对他起着'良好的'作用。不抽烟也不喝酒。领着学生上教堂，如此等等……”

    在伦敦又度过了一段时光之后，皮佩尔又在博格诺接受了一份教书的工作，当时他正为马克思看房子（其时是1856年6月，马克思在曼彻斯特，而他的家属在德国探亲），他还写下了一些热情洋溢的信，在信中，他仿照马克思那具有文学魅力的文笔，对自己单枪匹马地为改善许多被受奴役的教师的待遇所做的努力进行了描述。不仅马克思被皮佩尔很不恰当地看成是“亲爱的匹克威尔”，就是在看待他在那所学校里邂逅的人的时候，也总是带着狄更斯的有色眼镜。那家学校校长的妻子--里士满夫人，皮佩尔用英语作了如下描述：“一位多丽特式的小女子，她那超乎常人的对爱的追求，她那令全人类爱怜的模样，分明是在劝诫我不要去理睬她的女佣们--在对那三位倒霉的老处女进行观察之后，我想，做到这一点并不太难……”皮佩尔在信中还透露说，他已经打赢了一场惊人的战役，其结果是被允许每天喝上一杯免费啤酒，这件事给“一个可怜的傻瓜门房”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的主要工作似乎就是每天打十二次钟---他总以为我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皮佩尔意欲为之战斗的下一次战役是：“争取自己能每两个星期过一个星期日。”

    然而，不久皮佩尔便放弃了这份挣不到钱的工作。当时，他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要筹措一小笔资本，那怕是通过一次投机婚姻。1856年4月，马克思向恩格斯叙说了这一企图的令人乏味的内情：“皮佩尔凭着自己的天才从1月份又过起海盗式生活了，虽然从我这里得到相当资助，但每天都有被房东太太撵出的危险。他突然想到，他缺少当大人物的一小笔资本。载勒尔（塞巴斯提安.载勒尔，1849年与马克思同时到达伦敦，后为躲避在伦敦所欠下的债务跑到了美国--笔者）的小姨子，蔬菜商的女儿，戴绿眼镜的蜡烛老早就死心塌地地爱上了这位皮佩尔……皮佩尔说她很丑，但毕竟发现她并非没有头脑；她认为我们草原上的汉诺威羊是狡猾的德国拜伦，这就无可争辩地证明她是有头脑的。于是，皮佩尔（这个女人不仅象牛蒡，而且象水蛭一样，粘在他身上）前天决定向载勒尔的岳父吐露自己的心事。他不愿意在'心上人'面前这样做，因为他害怕一定要吻她，而这对一个还不习惯靠蜡烛为生的西方人来说，的确是件难事。但是，作为真正的皮佩尔，他如果不同时打算借钱是不会去求婚的。……要知道，他必须有一笔不大的资金，譬如说，二十至四十英镑，好给自己造成一个体面教师的地位。同时，他打算让他的已经作为未婚妻的‘心上人’有机会享受寡居的一切乐趣，并且为了怜悯起见永远不娶她……”马克思用他自己家属的评论结束了这个故事：“小燕妮说他是‘斐尼狄克--结过婚的人’，但小劳拉说：斐尼狄克是一个了不起的机灵鬼，而皮佩尔是个‘小丑’，而且是‘一钱不值的小丑’，孩子们经常温习莎士比亚。”

    到1859年5月的时候，皮佩尔就已经离开了英国，在不来梅教书，此后马克思就很少再听到他的消息了，只是在1864年曾收到过一张宣布皮佩尔已经与一位不来梅教授的女儿订婚的明信片。几年以后。恩格斯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谈到：1867年在汉诺威，他曾在街上碰到过皮佩尔，发现他已经是“一个傲慢的市侩”了，当时正是马克思把《资本论》第一卷送交出版社的时候。大概在这以前他就早已脱离政治流亡生活了。

4、重视而乖戾的老单身汉

    与威廉.皮佩尔截然不同，马克思恩格斯最钟爱的“信徒”威廉.沃尔弗，是一个脾气倔强古怪的单身汉。这个西里西亚农奴的儿子出生于1809年，他历经困苦总算上了大学，在大学里，他是被查禁的大学生团体--大学生协会的领导人，1834年，他因投身于被官方禁止的活动而遭到4年监禁。长期的牢狱生活，加之1848年后在布鲁塞尔、巴黎以及苏黎世的几年间都是在极度饥饿的状态下度过的，他的健康状况日趋恶化，于1864年4月在曼彻斯特逝世。

    1848年欧洲大陆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竭力劝说沃尔弗与他们在英国聚会。然而，在沃尔弗曾为之献身的《新莱茵报》被查封以后，他却去了苏黎世，在那里讲授古典文学和现代语，但却没有多少学生，于是他打算移居美国。1851年4月，恩格斯写信劝他说：不妨先到英国来。既然会讲英语，又能有几分必要的资格证明--由苏黎世大学的四位教授写的热情洋溢的推荐信，找一些教书的活计是不成问题的；也不必相信欧洲大陆报刊的报道：在博览会期间，英国政府将“不再让流亡者到这里来了”。“你知道，在这里边境上谁也不会受到阻拦；尽管有反动报刊的这套胡言乱语，我期望在博览会期间能在伦敦见到你”。恩格斯的看法是正确的，尽管当时在英国国会里和报刊中有少数人喊叫说：在博览会期间可能会出现一些令人讨厌的不速之客，可能发生革命密谋活动。

    威廉.沃尔弗是1851年6月抵达伦敦的八个星期以后他才找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并非所有的德国流亡者都能那么幸运地找到教书的工作；金克尔的妻子约翰娜是一位音乐教师，她于3月间写道：民主共和主义者古斯塔夫.施特鲁韦由于没能在伦敦找到合适的工作而去了美国；九月间，他又向在德国的一位朋友描述说：流亡者们就像是“一支到处寻找学生的教师移民团”，同其他的流亡者（诸如：金克尔的传记作者阿道夫.施特罗特曼及其女友马尔维妲.封.迈森博格）一样，沃尔弗也是靠给富裕的外国移民的孩子们做家庭教师来维持生活的。施特罗特曼教贵族布吕宁克男爵夫人的孩子，而且就住在这位夫人在圣.约翰林地的家里；马尔维妲则当上了亚历山大.赫尔岑的孩子们的家庭教师；而沃尔弗则从1850年既已侨居伦敦的西里西亚地主奥斯卡尔.封.赖辛巴赫那里得到了一份工作。这可以说是沃尔弗唯一的收入来源。所以，当赖辛巴赫因1852年12月路易.拿破仑称帝而痛苦，绝望，因而于历年春天离开欧洲与奥古斯特.维利希一道去美国谋求新的生活之后，沃尔弗便陷入了几乎挨饿的境地。同维利希一样，封.赖辛巴赫也曾寄希望于军事行动。当时认识封.赖巴辛赫的珍妮.卡莱尔于1853年9月在写给他小叔子的信中说赖巴辛赫“在费拉德尔斐亚购置了一个方圆十五英里的大农场，然而我想：他私下里却由衷地盼望着有一场他可以参加的，并且会使自己慷慨就义的战争，而不是要去排干美国农田里的水”。

    威廉.沃尔弗当时过着勉强糊口的生活，然而他并没有去寻求马克思的帮助，这显然是出于他那过分强烈的自尊心。他从此曾与马克思发生过争吵，原由是：在沃尔弗和其他人已经怀疑匈牙利“流亡者”班迪亚上校是（实际上就是）一个间谍之后，马克思还依然相信了他很久。1853年5月，马克思向恩格斯诉苦说：沃尔弗“还是老埋怨”。沃尔弗在他6月21日（这天正是他44岁生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不得不在极度distress(贫困)之中度过自己的生日。”8月，他即写信给恩斯特.德朗克寻求帮助了。当时在布雷福德当店员的德朗克随即就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恩格斯，于是恩格斯便劝说沃尔弗到曼彻斯特来。在那里，恩格斯委托他的朋友、德国流亡医生路易.博尔夏特寻求教书的工作。博尔夏特是一个自由主义的追随者，他曾因从事1848--1849年的革命活动而在狱中度过了三年，获释后即被禁止在普鲁士行医，遂于1852年移居曼彻斯特，而且生意兴隆，求诊者甚多，所以他是能够把沃尔弗介绍给需要家庭教师的英国或德国人家庭的。1853年9月6日，沃尔弗又与马克思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起因是：马克思借去了沃尔弗的一本弗兰塞宗著的西班牙语语法书，却把它搞丢了。为此，沃尔弗当着马克思家人的面辱骂了马克思。当时马克思甚至对沃尔弗这位“按党的传统值得尊敬的智力衰退的老年人”的行为表示了强烈的愤满。所以，恩格斯不得不出面来消释马克思和沃尔弗两人胸中的嫌隙。

    当时，马克思不满意沃尔弗，在某种程度上亦与沃尔弗对“党”的工作缺乏积极性有关。1852年马克思组织他的“党”的所有成员给约瑟夫.魏德迈的《革命》撰稿的时候，沃尔弗却什么东西都没写。事实上，在这一时期他只是“党”的一个名义上的成员，而且在曼彻斯特定居之后，他也就渐渐地习惯于他周围的那种整天为身体忧心仲仲的有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了。不过，除了酒后与人偶有争执外，其品行还是完全值得尊敬的。马克思实际上以为，他在1856年的《伦敦新闻画报》上摘选的那段描述确是符合沃尔弗这个老单身汉的生活的：“一个确确实实的老光棍的标志：一个人不带伞便不能出门，--这是一个标志。一个人认为一切都在欺骗他--这是一个标志，一个人不论买什么都自己去……”恩格斯也曾写道沃尔弗常于他的房东太太，他的拉小提琴的邻居吵嘴，而且有着在他经常光顾的恰思沃斯酒馆喝过几杯归来后即与人呈“势不两立”状的癖性。在恩格斯的笔下，沃尔弗是一个介于堂.吉诃德和特里斯特拉姆.香迪的性情暴躁的父亲之间的人物。恩格斯写道：“鲁普斯又经历了一次冒险，一个教师拿错了他的手提箱。但是由于在留下的手提箱里放着这个牧师第二天要喃喃诵念的第一次讲道稿，这件事情的惊人的严重性才得以缓和。这种事情具有了某些幽默的味道。否则，鲁普斯又要高叫：‘这个国家骗子这么多，但不是出在工人阶级，而是出在中产阶级。’”然而沃尔弗和恩格斯依旧是好朋友、好酒伴，尽管马克思对他们两人的友谊和欢乐似乎颇有些妒忌，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写信给恩格斯解释说：“你知道，每个人有时都有他自己的怪癖和（nihil humani）(‘人所具有’)的东西等等。……我的一些妒忌，你已经习惯了。实际上使我生气的是，我们现在不能同生活、同工作、同谈笑，而你的那些‘受保护者’却能很方便地同你在一起”。

    1859年，即在纪念德国文学家弗里德里希.席勒一百周年的时候，席勒协会在曼彻斯特一成立，沃尔夫即是协会的知名会员了，而于几年后成为该协会理事会理事的恩格斯却因协会带有普鲁士官僚主义烙印而对这次百周年纪念活动表示冷淡，并且站在反对的立场上将这次活动报告了马克思，而马克思对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卡尔.布林德和金克尔一伙在伦敦水晶宫搞得庸俗的纪念活动，同样给予了辛辣的嘲讽。然而，大概是出于交际上的考虑，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并未提及沃尔弗也卷入了这些活动。沃尔弗逝世前夕，还留下遗愿，将一百英镑赠送给了席勒协会。而这时的席勒协会已是经过恩格斯改造的，由恩格斯任主席的席勒协会了。

    1864年5月，就在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成立大会召开的前三个月，威廉.沃尔弗因过度劳累死于脑溢血。他终身未婚，一直过着单身汉的流亡生活。在生活中，沃尔弗还常常冒出一些古怪的念头。例如：1855年3月间，他曾兴致昂然地要拉着格拉特（德国流亡者，诗人，马克思家中的常客）到热带地区做了一次旅行，打算在那里建一个种植园。这一计划提出后，弗莱里格拉特在3月30日给沃尔弗的复信中答复说：他不可能带着“五个弱小的孩子”一起去，婉言谢绝了他。尽管沃尔弗有着这样一些古怪的念头，然而他还是得到了许许多多人的爱戴。沃尔弗逝世后，马克思出席了在曼彻斯特举行的葬礼，当时他还记下了出席葬礼的人数：“参加葬礼的有博尔夏特、龚佩尔特、恩格斯、德朗克、施泰因塔耳、马罗茨基（光明之友的新教牧师，鲁普斯在他家教过书，他是作为生前好友而来的）、贝内克（这里最富有的商人之一），施瓦伯（同上），还有三个商人，几个少年以及大约十五到二十个所谓‘下层阶级’的人--鲁普斯在他们当中享有很高的声望。”

    使马克思又是惊奇又是感激的是：他发现虽然沃尔弗生活一直不很宽裕，然而却积攒下了一千英镑，而且还把其中的绝大部分都留给了他一家。沃尔弗不仅对马克思的女儿们的在校成绩总是很关心，而且还打算用自己的遗产来资助马克思实现对资本主义的伟大批判事业--《资本论》第一卷的写作。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也是为了缅怀这位德国无产阶级先锋战士，马克思把《资本论》第一卷献给了沃尔弗。

    在曼彻斯特，沃尔弗当时已是小有名气的人物，英国人和德国人，有产者和工人都喜欢他，甚至连在家里同房东、在酒吧与邂逅而遇的酒伴们吵架也是出了名的。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社会历史国际研究会保存的他的文件档案中--出了他的几份来自苏黎世的推荐信、他的护照、他在曼彻斯特银行的存折，以及他的遗嘱都保存完好外--还有一张标有“1861年”字样的未署名的圣马伦丁节贺卡。

    尽管在这一时期，威廉.沃尔弗作为马克思的“党”的一名成员，没有起过多大的实际作用，尽管在生活困苦的时候也发些脾气，但是，他对他所从事的事业，对朋友，对同志确是很忠诚的。

5、忠实的新兵

    彼得.伊曼特，1848年革命以前是克雷费尔德的一位教员，去英国之前曾流亡瑞士。他与马克思的“党”的其他成员不同，起初，他是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的拥护者，只是到1852年夏天在伦敦被争取到共产主义者同盟中来的。在瑞士的时候，他是金克尔美国贷款的担保人；但到了1852年的8月，他就在贷款董事会的会议上为马克思作“侦察”工作了，在会上，民主主义流亡者们就如何使用金克尔筹集到的少得令人沮丧的资金展开了争论。亚历山大.赫尔岑不无偏见地在其自传中写道：这些德国流亡者把这笔钱存入了一家伦敦银行，“而且还把克尔金、卢格和奥斯卡.赖辛巴赫伯爵这三个互不两立的死对头选为董事，……他们中间只有两个人签发了支票，而第三者却拒绝这样做。当时不论这个德国移民的团体做什么，都总是少一个人的签名”。

    彼得.伊曼特虽然投奔了马克思的队伍，但当他向丹迪的一所学校申请法文和德文教师的职位时，在证明人一栏中还是写上了金克尔的名字；他的另一位证明人是丹迪知名的“大诗人”费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从1852年到1855年，伊曼特住在坎布威尔，当时他是在一大批富庶的德国商人家里教授语文，这些德国商人中还包括所谓的“民主主义商人”，普鲁士的密探“查理.弗略里”，马克思正是依靠伊曼特的帮助，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戳穿了他的伪装。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在这一时期，伊曼特也没有按照马克思的要求写过任何东西，但是他的确帮助马克思摆脱过债务上的窘境。1855年7月，马克思全家躲在坎布威尔区伊曼特的家里，这既是为了呼吸一下那里的新鲜空气，也是为了摆脱几个月前失去8岁的儿子埃德加尔的痛苦。然而，更主要的是为了躲避那些向马克思讨债的人，其中包括经常给马克思一家看病的医生赫尔岑.弗罗恩德。

    马克思一家在坎布威尔的时侯，彼得.伊曼特正在苏格兰拜访德国民主主义者亨利希.海泽（马克思的朋友之一）。1855年8月，伊曼特对马克思说他要去阿布罗斯，9月1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说：“伊曼特非常冒险地指望在阿布罗斯找到工作。”伊曼特在到达丹迪之前就已经接手了一个煤炭商的生意了，另外他还找到了五个学生，这又给他增加了4又4分之一英镑的收入。1856年2月，伊曼特告知马克思说，他向往伦敦，其实这是因为雇佣他做家庭教师的那些苏格兰人过分吝啬，使他们工作很不好做。然而，他并没有去伦敦，还是留在了丹迪。1857年他又求得了一份教书的活计。1859年，他便和他的女房东的女儿结了婚。当时，他的侄子卡尔.伊曼特也和他住在一起。1858年卡尔曾从丹迪给“马克思先生”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到他正在苏格兰的一所学校读书。他在信中说：“英国的学校要比德国的好得多，他们最大的好处就是：学生不必被关晚学，每天也不必写家庭作业。”卡尔还希望马克思一家第二年春天到丹迪来玩儿，而且还希望“红头发”（马克思的二女儿劳拉）和“黑头发的燕妮”也去。

    尽管伊曼特和马克思之间的通信并不是很经常，但彼得.伊曼特确是马克思少数几个较坚定的朋友之一。1867年，马克思寄增给他一本《资本论》第一卷。然而，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伊曼特却过了很久才复信，他在1870年2月的这封复信中向马克思表示：对自己长久的沉默而深感内疚。他还说，他觉得《资本论》一书，就是拼命研读也很难懂，而且第一章就是对他这样一个曾研习过黑格尔的人也的确是“一个非常硬的坚果”。

6、忠实的信徒

    在这一时期，威廉.李卜克内西要算是马克思的小组中最忠实、最积极的分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的要求始终是很严格的，甚至1862年李卜克内西返回德国，把一生投身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新闻编辑工作之后，也经常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评。然而，正是赖有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革命导师的严格教诲，他才渐渐从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一个成熟的社会主义者。正像他自己所说的“使我这样一个毫无阅历、渴求知识的年轻人有缘认识马克思并受到他的影响和教诲，这样的好运是我万分庆幸的。”然而，在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的评价并不很高，而且李卜克内西总是欣赏那种米考伯气质，这也使他们感到有些头疼。李卜克内西在他的《一个士兵的回忆》中曾这样写道：“我甚至比狄更斯的米考伯先生（虽然他在当时尚未问世）更为迫切地渴望着周围能‘出现一点什么事情’……”这种米考伯气质在他的流亡生活中也时有流露：当时，尽管他毫无财务偿还能力，但他还总是要“借贷”，而且总是相信好运气就会到来。1865年，他在柏林的时候，手头十分拮据，思忖再三还是打算重返英国，试图在曼彻斯特谋个教书的职位。他写信向恩格斯询问说：“在曼彻斯特我能搞到一座年租金20--30英镑的带花园的房子吗？”，恩格斯旋即写信给马克思说：“李卜克内西对曼彻斯特的想法真怪！连饭都吃不上，还要向我打听这里一座‘带花园’的房子要多少钱！这家伙简直是完全糊涂了。”尽管李卜克内西有其天生的弱点，然而他在19世纪70--80年代的确是一个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死对头。

    李卜克内西在苏黎世的卡尔.弗吕贝尔试验中学教了一段书之后，便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古斯塔夫.司徒卢威一起参加了1848年9月的巴登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在去日内瓦寻找起义领导者司徒卢威等人的途中被捕，囚禁在弗莱堡监狱，直到1849年的夏天。1850年2月，他又因参加日内瓦几家激进俱乐部的活动而被捕，遂被驱逐到法国，5月，又被逐出法国 。于是，他便来到了伦敦，在那里，他在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会议上见到了马克思，不久便申请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进行了一场极严格的“考试”，十分仔细地盘问了他。当时，两位导师之所以要盘问李卜克内西，是怀疑他同司徒卢威有什么瓜葛。后来，李卜克内西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的两位主考人怀疑我有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情绪和‘德国南方人的温情’”。然而，李卜克内西通过了这场考试，而且心甘情愿地做，马克思的学生，专研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很快，他就在他的教育协会的演讲中把这些理论传播给了德国工人。

    李卜克内西当时是饱尝了马克思的“苦头”的，尤其是在他返归德国之后，他不仅被马克思“差来遣去”，而且常挨批评，因此，他对马克思既倍感钦佩，有时又抱怨马克思对他的态度。然而，他对马克思的态度毕竟还是钦佩胜于抱怨。他曾这样写道：“对外界的打击、中伤，蚊子臭虫的叮蛰。谁也不能毫无反应，可是马克思就常常这样，他在前进的道路上，遭受到各方面的打击，他要为生计而忧虑；在寂静的深夜里他为劳动大众的解放而锻铸武器却不为他们所理解，有时群众甚至跟着这些空家、虚伪的叛徒、甚至公开的敌人跑，轻蔑地谴责他。有时，他独自一人在他那清贫的真正无产阶级的书斋里常常用这个伟大的佛罗伦萨人的话来激励自己，并从中吸取新的力量。”

    毫无疑问，李卜克内西对马克思的事业，对马克思本人都有着十分强烈的忠诚感，而且当时他也十分理解马克思对奥古斯特.维利希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受到一些工人们的拥戴这一事实所抱的态度。他写道：当维利希及其同伙“策划着如何推翻世界而日日夜夜‘以明天就开始’这副麻醉剂来麻痹自己的时候，我们这些‘硫磺帮’、‘暴徒’、‘土匪’和‘人类的渣滓’却坐在英国博物馆里，努力学习、提高自己，并为将来的战斗准备武器和弹药。”

    威廉.李卜克内西除了在德国工人运动中支持马克思以外，他还是约翰.格奥尔格.科塔创办的两家德文报纸驻伦敦的通讯员（当时李卜克内西以“记者”身份从事革命活动）。然而，他觉得薪水少，难以维持生活，于是他便打算找一些教书的活计。1853年1月，为了能够比较体面地去见一位德国商人（赫尔.舒特，为奥彭海姆公司银行做事），他向恩格斯借了一英镑，从当铺老板那里赎回了他的大衣。1854年6月，李卜克内西大概就已经失去通讯员这个工作了，其实正是他与其在弗赖堡监狱结识的一位典狱长的女儿举行婚礼的时候。马克思曾向恩格斯谈起过这一情况：“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李卜克内西曾非常忧郁，他在一个英国女人和一个德国女人之间举棋不定，英国女人希望嫁给他，而他却想娶住在德国的那个德国女人；最后，这个德国女人突然光临，于是他同她举行了宗教和市俗的婚礼。看来，两个人都很痛苦。他无处可去，因为人都走了，他的蜜月是在教堂街147号那所房子里度过的，他在那里负债累累，因此很是扫兴。但是，有谁迫使这个了解一切情况的蠢驴去结婚呢……？”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这一时期，李卜克内西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生活上都还是天真、幼稚的。也正是这种天真和幼稚，使他不得不回到了德国。这种天真和幼稚就是在他的著作中也时有流露。例如：他在论1851年2月博览会的那篇短文中写道：“事实是，这次博览会并非滥觞于什么世界主义的热潮，如果我们不遗余力地沿波讨源，我们就会发现；这里蕴含着极缜密的筹算和极露骨的动机。我们认为：英国的工业在其自身的生产过剩中窒息而亡，走新路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是把这整个社会结构彻底摧毁，那么就只有扩大那些原有的旧市场，使之能够包容更大量的英国商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文章写到这里还算顺当，然而，他接着又写道：“如果我们注意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博览会不过是一种鼓吹自由贸易的宣传手段而已。然而，尽管如此，发起这一活动的想法本身，以及把这一想法付诸实施的方式都是值得我们称道的。这次博览会已得到了世界各地的赞誉，这就足以表明其他国家业已领悟了它的重大意义……至于隐藏于其后的动机，请大家不要忘记：这里表现出来的与其说是富于博爱、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理想主义，倒不如说是向人们自我炫耀，尽管不是有意炫耀。”写到这里，李卜克内西便不能自己，信笔挥洒起来。在这里，他把自己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同自己欲加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加批判的赞美掺和到了一起。这对马克思来说的却是件很恼火的事，就是到了19世纪80年代，尽管他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在理论上仍有错误发生。1883年，他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工联》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声称：英国工联一定会取得成功（英国工联提出“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的工联主义口号），并根据黑格尔派的观点（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历史上，各自代表着一定权利的两派之间的全部斗争，总是要达到某种均势的观点---来论证这一点。他得出结论说：反对以损害工人的经济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资本主义的英国工联，是工人权利的代表，它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战斗中已经取得了胜利，在这场战斗中，它运用它的权利来扫除一切要阻碍工业发展的东西。他写道：“一句话，英国工联已经使英国工人成为有一切权利的公民。”当时，李卜克内西还是柏林帝国国会中第一批社会民主党议员之一。1882年，在帝国国会的一次演说中，他讲述了自己对资本主义英国的印象，并对资本主义的英国加以赞赏，他认为：俾斯麦与“他的保守的英国同行”迪斯累里恰恰相反，他还引述了迪斯累里1844年发表的小说《科宁斯比》中的主人公科宁斯比的话来说明这一点，大意是说，一国高明政府的任务就是要通过法律来实现：弊政下的国民，在被拒绝给与生活诸方面的合法贡山的情况下，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实现的那些目标，李卜克内西的上述观点，显然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1862年，李卜克内西回到德国后，曾一度推行自己那一套无原则的路线，这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和尚未成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中间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为此，他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严厉批评。然而，是马克思与德国工人运动保持经常联系的要首推李卜克内西。19世纪80年代，马克思就是依靠李卜克内西来贯彻第一国际的原则的。

    以上就是马克思英国早期流亡生活中的朋友和同志。难怪马克思在1853年说他们所有这些人并不是一个党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处于低潮，大家都是拼死拼活方能勉强糊口，因而很少有这份精力、这份能力投身于实际的工人运动中去。马克思本人的活动也仅仅囿于德国流亡者的狭小范围，因而与英国当地工人运动亦并无多少联系，甚至连英国工人领袖人物的名字也不知道。在这一时期，他的主要精力在于为工人阶级锻造“批判的武器”，而不是进行“武器的批判”。当时，同其他人一样，马克思的生活也是在极度贫困中度过的。

    尽管他们生活穷困潦倒，作为一股蕴藏着巨大潜力的政治力量在政治舞台上尚无所建树，但“马克思老爹”的生活群体却过得很愉快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现在让我们用李卜克内西下面这段回忆来结束这个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和他的“党”的故事吧：

    同当时的许多伦敦家庭一样，去汉普斯泰特荒阜过礼拜天，也是马克思一家及其朋友的习惯。大家总是带上一只盛满烤牛肉、熏鸡和水果的篮子，从第恩街步行到荒阜，临时在沿途和荒阜的一些小摊上买些面包、奶酪、牛奶、小虾、水芹、啤酒、茶叶和滨螺，又是唱歌、讲故事，又是在草地上做体操，又是摘野花、赛跑、还有骑驴。不管日后财务支付能力的前景多么消极暗淡，亦不管日后人们对自己所选择的研究道路会持怎样的否定态度，大凡礼拜天，马克思便不再去考虑家庭的痛苦，亦不再去考虑他在大英博物馆里从事的学术研究工作。李卜克内西写道：“在汉普斯泰特荒阜欢度一个星期日是我们最大的乐事。”

    马克思的景况毕竟还是好转了：19世纪60年代后期，由于接受了亲友的遗产馈赠，他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而且由于他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所起的作用，以及后来《资本论》终于在英国受到人们的关注，他的影响才超出了索荷区以及索荷区那成分混杂的德国流亡者小组的狭小范围。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28页

      2同上，第493页

      3同上，第27卷，第586页

      4参见《马恩全集》第28卷，第583页

      5泼息.霍士发（Percy Hotspur）莎士比亚的历史剧《理查二世》和《亨利四世》中的英雄人物。霍士泼（hotspur）--英文的意思是：热情鲁莽的人，烈性的汉子

      6参见《马恩全集》第14卷，第472页

      7参见《马恩全集》第27卷，第358页

      8恩格斯主张把“bǔrgerliche Gesellschaft”译为“bourgeois society(资产阶级社会)”。他认为，这一译法比译为“middle--class society(中等阶级社会)”更符合“有教养的英国人”的习惯。对德文“Sturm und Drand(疾风暴雨)”的译法也存有异议；反对使用“old societg”一语；范围不应该是“in--creased(增大)”而是“enlarged(扩大)”，还有，应译为“bourgeois(资产阶级的)”而不是

        1.简体字，目前只有2235个，剩下的便是繁体字了。但这2235个简体字，绝大多数也都是是“约定俗成”从古代传承下来的。（比如：“学”，是从古代的行\草书演化而来）。“约定俗成、稳步前进”，是周总理为汉字简化确定的总体方针。
        简化字并非专门为“穷人”设计的，而是普适性的；繁体字也不代表专家，简体字也不代表老百姓。两者不是对立的关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简化字是国家组织专家学者经尽可能缜密的研究，按照“约定俗成”的原则确立下来的。在汉字简化问题上，将专家学者与普通民众对立起来的观点立场，本身就是自相矛盾、逻辑混乱！

        2.从秦小篆到隶书的衍变，曰“隶变”，所谓“隶书”，从当时的状态来说，就是“徒隶”之书——老百姓的手头写的字。从这个角度而言，原来的楷书“繁体字”，就是从这些老百姓的手头字演变而来——照决战的《论繁体字是封建余孽  》一文的逻辑，这些“繁体字”原就是“为普通百姓设计的，是为目不识丁的穷人设计的......”。

       3.一个民族的文字是否先进，现在看来，更多的并不在于多么简化，而在于是否能传达更多的信息量和担负更多的文化承载以及是否能在民族统一和国家统一上发挥作用；语言文字是思维的外壳，从这个角度讲，是否更有益于人类思维的发展，促进人类大脑的左右半球的平衡发展，似乎也可以作为考量文字先进与否的一个内在指标。

       4.汉字发展到今天，大约有7万余（一说六万余，一说四万余），但常用字不过3500余，也就是说，人们掌握3500字左右的汉字，大多就能进行日常交流和一般阅读。88年国家在联合国颁布的3500个常用字中仅有1116个简体字，占31%左右剩下的69%便是原来没有被进一步简化的汉字，严格讲，没有3500个常用字中的这69%的未简化汉字，就不能进行正常交流，何谈高效？另外，决战的《论繁体字是封建余孽  》一文，把学习繁体字的主张推向一个极端，认为主张学习繁体字便一定要学习所有的7万余汉字，这也未免过于矫情了！不是一个认真的、科学的探讨问题的态度！

      5.事实证明：汉字的简化与否，与经济发展没有必然的关连。上个世纪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几乎都属汉字文化圈的繁体字地区（新加坡也只是从82年开始才推行简体字）；日韩两国曾一度有“废除汉字”的运动，但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又兴起“恢复汉字”的运动（主要是使用繁体汉字），大陆商务印书馆1973年印行的《日语汉字读音手册》即收录繁体汉字（包括异体字）7千个左右，复词六万五千多个条目。

      6.中国人创造汉字，原本就是为了人际间的交流与文化上的传承，起初并不是作为艺术的，作为艺术只是秦代以后的事情。甚至是“隶变”以后的事情——即：以秦汉之际老百姓的手头字为基准发展起来的。决战的《论繁体字是封建余孽  》一文把以书写繁体字为主的书法艺术与普通民众对立起来的观点，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现实！

        简化字原是文人“偷懒”的产物，汉字没有发展为拼音文字，自有其内在深层的原因。那种认为：“简化字”是为“穷人”设计的说法，实际上既没有任何历史理据，也没有现实理据，更没有科学理据——只要简化就一定高效，只要简化就一定先进，这样的文字观，未免过于荒诞和不着边际，过于狭隘了！              本文在强国论坛的连接（欢迎批评指正）

附：强国论坛决战网友原文：

论繁体字是封建余孽   

既然经济中心，既然市场可以衡量一切存在的价值，不妨用人民币来分析简体字。

若论美学，繁体字在书法家手下更美一些。我不排斥专家学者在老百姓面前抖抖文化人的学识和威风。但是，简体字是为普通百姓设计的，是为目不识丁的穷人设计的，是为曾经的文盲设计的，是为广大的被书本压得气喘吁吁的小孩子设计的，而不是为专家学者设计的。

想一想“目不识丁”这个词，丁字就两笔，但很多人不认识。这么简单的字都不认识，可能认识很复杂的字吗？文化和科学的传承，首要一条便是识字，不识字就是文盲，就很难有很多知识，虽然有个别的例外，但95%必须识字才有文化。

一些说繁体字不难的人都是站着放P不腰疼。你已经长大了，三四十岁了，甚至五六十岁了，繁体字对你们来说，至少认起来不难，当然不难认了，否则你这三十年就白活了，一天认一个，一年365个，三十年就九千多个。

如果换一种认法呢？要你三年之内认识所有繁体字，象小学生一样，不难吗？况且不止认识，还要求全部会写，这就难了。那些驴一样叫唤繁体字的人，他们充其量也就是认识部分繁体字，而不是全部。离会写差的就更远了。

现代小学生不是古代人，古代人就那几门学问，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四书五经，笠翁对韵，现代的小学生呢？数学，甚至奥数，语文，甚至奥语，英语，信息，科学，绘画，音乐，体育，讲究全面发展，既然全面发展，就需要全面学习，全面用功，全面花时间，哪个孩子能把时间都花在识字上？

即便小学生辛辛苦苦把繁体字都学会了，不浪费更多的时间吗？那位看客又站着放P不腰疼了，说如今电脑发达了，可以电脑繁体字，你是大傻子啊，中国的小学生用上电脑了吗？没有，主要还是书本练习册，况且，繁体字说来说去无外乎美感，但用了电脑，学生的书法还美吗？

别说小学生了，自打电脑打字以来，很多字我已经不会写了，本来就很丑的字，更加丑了，以至于儿子也经常臭我，说我的字全家最丑。为什么呀？自打废弃毛笔以来，钢笔和铅笔的表现力削弱了，不那么讲究美了。但钢笔铅笔效率高呀。

况且，既然美感，书法更加美感，电脑字体就哪几类，根本没有个性。该用电脑，小学生的书法变丑了你不痛心吗？小学生买电脑的钱你来掏啊？为了学习繁体字，要压缩数学、科技、音乐、英语的时间，那些学问就受影响了，你当现代人是线性的？

孔乙己的茴香豆我只会写一种，你四种都会吗？你也不会，你会你就是孔乙己了。

汉字是象形文字，象形文字有象形文字的妙处。我坚决反对汉语拼音化，问题是汉语并没有拼音化。拿不存在的事情出来佐证纯属扯淡。象形，什么最象形？存在本身最象，其次是绘画、摄像、录音，但世人为什么没有用绘画作为文字呢？绘画美且有个性。

绘画没有标准，各画一套结果互不认识，也繁琐，写一个车子，要画一天。可见绘画不能作为文字。甲骨文是古老的文字，甲骨文有了一致性，但甲骨文既然作为标准便首先做了简化，甲骨文就是简化字，试问任何一个甲骨文保持了相应事物的全部特性没有？没有

凡是文字必有简化，只有客观事物本身没做简化，繁体字就是简化字，繁体字的门有把手吗？人有肚脐眼吗？没有。

美学很重要，但为了美学，只剩美学，就没有效率了。现在大工业的特点就是简化，整齐，流水线出来的东西很难个性化，很难有手工艺品那么个性。简化出效率，这是个规律，简化抛弃繁琐，本身有所失，但赢得了效率。

中国封建社会是农业社会，节奏比较慢，可以慢慢地认字，今天不认识明天认，明天不认识后天认，反正是有钱人家，快慢无所谓。而至于穷人家，识字不识字都无所谓，有所谓却没钱上学，还是无所谓。由于这种牛车般的效率，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慢。

中国为什么落后？就是因为繁体字，就是因为孔孟之道，节奏慢，压制科学、数学、工艺，结果大家只有时间去学繁体字，没有时间研究科学。结果呢？结果是落后挨打。繁体字固然艺术，但现代工业是机器和枪炮，是物理化学，没有时间搞这个，整天之呼者也，摇头尾巴晃能强国？

美学，分个人美学和大众美学，个人美学是个人的表现，大众美学是集体的形象。一个人研究的再高深，也发展不了社会，显摆的是个人，老百姓会因你的书法漂亮而不饿肚子吗？重要的是全社会都有知识有文化，我们不排斥专家深入研究繁体字。

但你是狗P专家啊，你不是普罗大众啊，既然是专家，你就比较片面，你有时间和精力是深钻，问题是老百姓没这么多时间。我也是专家，我在我的行业内是高手，但不过如此，我凭什么要求小学生和老百姓象我一样精通我的专业？不精通就不美，就没文化？太霸道和霸权了。

简洁、高效、迅速地识字，然后将文字作为手段，去学习更多的知识，这才是关键。文字本身的美交给书法家好了。他们研究美，研究繁体字，大家用简体字读书学习，掌握其他知识，这有什么不对吗？剥夺知识分子的一些特权，为人民大众增加便捷性，很好嘛。

简体字值多少钱？这是可以算出来的，大家都学繁体字，不要简体字，结果都成书法家，书法家值多少钱？不值钱，过去用毛笔，后来用铅笔钢笔，本身丧失了部分美，但提高了效率，大家都是书法家，就没有其他专家了，靠吟诗能抵御列强吗？能造出汽车铁路吗？不能。

简体字使数亿人快速地识字，快速地掌握了现代文化，多方面的知识。其中的价值有多大？如果换算成人民币，至少几万亿人民币！首先节约时间，其实节约的时间用来掌握其他学问，最后掌握了学问可以进一步发明创造生产，没有简体字，靠繁体字也能发展，但没有这么快。

港台也发展，但靠的不是繁体字，而是外部条件。香港本身是殖民地，东方根据地，更加先进的英国发展他作为样板。台湾则占了美国航空母舰的便宜，一些配套放在台湾，所以台湾发展了，大陆没有这些条件。如果港台也没有这些条件，他们发展的注定不如大陆，再会多少繁体字也没用。

当然，我反对汉语拼音化，也不禁止一些艺术家偏爱繁体书法，但就多数人而言，简介高效是第一选择。

由此推开去，现代化就是简化，过去有多少繁纹缛节，现在少多了。中国不同于西方，封建社会过长，因此有一整套繁琐的文化。完全遵循这些文化则低效率，低效率在农业社会无所谓，农业社会的节奏是牛车，但现代化则必须做一些简化，否则就会阻碍社会的发展。

说透了，繁体字就是封建余孽，应当，且必须改造以适合现代化的需求。社会主义也有封建余孽，但比较起港台来少一些，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港台还是资本主义，没有我们进步，所以他们还没进化到简体字的程度，有情可原。

但是，不能因为他们进化慢就向落后的方面看齐。海外华人用什么文字要尊重，但首先是自尊，自信，你用你的，我用我的。全世界的华人，听起来吓人，其实全部海外华人加起来也没有大陆多，为了迁就少数人而改变多数人的习惯，向低效率看齐，那是倒退。

我们不要以为海外的就是先进的，我去过国外，更见识到大量的外国人，他们聪明吗？没我聪明。我经常给他们讲课，从来不请教他们问题，我见过的一些台湾和香港的专家比我水平差远了，日本人也愚，印度人凌乱，美国人有一些高手，但多数也很一般。德国人比法国人聪明。

所以，决不要放弃自尊自信，一些人说三道四，当他放P好了。改革嘛，包括文字改革，放弃算盘的时候也有人气急败坏呀，放弃毛笔也有人气急败坏。放弃繁体字的繁琐，那些废了很多劲学习的文化人自然也不高兴，但对后来人、小学生、现代化好。

当然了，文字怎么简化有说道，太简化了不好，失去象形文字的优势了。记得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也有过一次文字改革，缺点是过于简化了，比较失败。这其实也是改革的学问。改的过头了，非驴非马了，不好。但我们现在用的简化字，还是不错，简单而不失形意。

讨论文字要全面，美学、效率、多学科、专家、大众等等，都要计算在内，专家、学者、文人往往流于片面。

                                   

        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温家宝总理引用了三处古语和古诗句：

        一处是“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出自《明太祖宝训》朱元璋语。原文为“自古有天下国家者，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故一代之兴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载之”；

        一处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是林则徐《赴戎登程口占示家人》的名句；

        一处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语出《宋史.王安石列传》，大意是天象的变化不必畏惧，祖宗的规矩不一定效法，人们的议论也不用担心。

       在谈到抑制物价上涨的问题时，温家宝总理引用了古语“事不避难”。语出《后汉书.虞诩传》：“志不求易，事不避难，臣之职也！不遇盘根错节，何以别利器呼？”

       在回答台湾记者有关提问时，温家宝总理引用的“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是宋代郑思肖《德佑二年岁旦》中的两句。原作全文是：“力不胜于胆，逢人空泪垂。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日近望犹见，天高问岂知。朝朝向南拜，愿睹汉旌旗”郑思肖这首诗表达的就是对国家统一的希望。“下泉”典出《诗经.曹风》。“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语出自鲁迅的《题三义塔》。

        在谈到有关思想解放的问题时，温家宝引用了两句古语，“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出自《诗经.大雅》，大意是“周朝虽然是旧的国家，但却禀受了新的使命”；“如将不尽，与古为新”出自唐司空图《诗品》，原文说的是文艺创作中的体会，说大自然美景难以穷尽，只要深入体察，就能不断创新诗境。

           今偶翻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一书，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其《自序》中有关于“聲、音、響”的字义解释。颇有兴味，故摘录如下：

“生於心者謂之‘聲’；生於心有節於外者，謂之‘音’；發於此應於彼者，謂之‘響’”

 因之，有“心声”、“音节”、“回响（响应）”等词语的衍生。

*胡朴安（1878～1947）

文字训诂学家。原名韫玉，字朴安，安徽省泾县人。他从事汉语文字和训诂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几十年，曾先后任教于上海大学、持志大学、国民大学和群治大学等。著有《文字学ABC》（世界书局，1929年）、《中国文字学史（上、下）》（商务印书馆，1937年）、《中国训诂学史》（商务印书馆，1939年）、《俗语典》（主编，上海广益书局，1922年）等。其中，《文字学ABC》一书是一本文字学通俗读物，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从文字的起源讲到文字的变迁、废弃和增加，对甲骨文、古文、篆文、隶书等都有相当的说明。中篇说明六书的次第及功用，并分别用实例阐明各自的内容。下篇是研究文字学的书目。这是为研究文字学的人提供的一部基础参考书。其中显示了作者博而能约的能力。《中国文字学史（上、下）》一书共分四编，材料详实，观点明确，是研究文字学的一部很好的参考书。作者在书中主要叙述和研究了文字学各派著作及作者，阐明文字学学说的源流及系统。他依文字学的演进，将文字学史分为四期：1、秦汉至隋，为文字书时期；2、唐至明，为文字学前期；3、清代，为文字学后期；4、清末至20世纪30年代，为古文字学时期。该书的出版是个开创性的工作，作者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中国训诂学史》一书除了序言外共分6章，即1、尔雅派训诂；2、传注派训诂；3、释名派训诂；4、方言派训诂；5、清代训诂学之方法；6、今后训诂学之趋势。他搜集清代汉学家的训诂方法加以编纂，建立起训诂学的轮廓。他所主编的《俗语典》收条繁富，所寻出典多有新编成语词典所不及的，是一部具有现代专科工具书功能与效应的辞书。此外，他还著有《中国言语变迁的痕迹》（《时事新报》上海，1928年12月20日）、《汉碑在文字学上之价值》（《时事新报》上海，1929年1月17日）、《中国文字之发生与变迁》（《中国学生》1936年第2卷第1～4期合刊）、《声韵略论》（《文风》1936年第3期）、《从文字学上考见中国古代之声韵与语言》（《学林》上海，1941年第9辑）、《文字学之价值》（《学术界》上海，1944年第2卷第5期）等论文。

按：此文是数年前编写的一篇关于诗歌的文章。曾贴于：布衣在线、海枫论坛等BBS上面。今在百度搜索引擎里找到，故重新贴在这里，以备反省……。此次重贴，修正了个别地方的笔误和错漏之处。

（1） 
　　诗，是语言的艺术。首先，语言作为媒介，不同于绘画的色彩和线条，它不具备直接性品格，而是通过语音和语义作用于人的意识和想象，从而产生间接效果。这是它的局限，也是它的优长。虽然不是直观地再现，但它却可以较少受限制地多方面地反映客观事物的变化和人们的内心生活。而艺术语言又不同于日常语言。日常语言是告知性、实用性的，艺术语言是表现性和审美性的。或者按照让·贝罗尔的说法，前者是消息语言，后者是生成性语言，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构成的更精练、更有审美表现力的语言。
　　语言，之于诗是十分重要的。没有语言就没有诗。诗的语言作为艺术语言有其自身的特点，这种特点主要表现在诗的"语感"上。
　　所谓诗的"语感"就是：它的语义及各种附加色彩在人们心理上呈现的各种感性特征。郭沫若曾讲过这样一段话"语言除掉意义之外，应该追求它的色彩、声调、感触。同意的语言或字面有明暗、硬软、响亮与沉抑的区别。"（《怎样运用文学语言》）诗歌语言的感性特征，大致有三：
　　造型性，苏珊·朗格说："诗的语言是高度造型化的"，一首诗，应该是一个心灵的活雕塑，化生活情景为诗的形象，把人生体验转换为诗的意境，都要靠语言的造型功能。只有造型，才能以具象现抽象，以有形示无形，好像看得见，摸得着似的（即：所谓诗歌的“意象”）。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以艾青的《给乌兰诺娃——看芭蕾舞〈小夜曲〉后作》为例，就是以一系列比喻来描述形象的：
　　
　　象云一样柔软
　　象风一样轻
　　比月亮更明亮
　　比夜更宁静
　　
　　表现了“人体在太空里游行”的优美姿态，柔、轻、亮、静，似乎看到乌兰诺娃在我们面前舞蹈一样。
　　情感性。诗是生命迹象的鲜明表现，诗的语言是抒情的语言，其感染力和魅力，主要来源于它的主观性和感情色彩。诗的语言是从心灵里提炼出来，同时也是作用于心灵的，因此，他是情感交流的桥梁。再比如舒婷的《诗配画：少女与泉》的第一节：
　　
　　点点滴滴从心中涌出，
　　又曲曲折折向远方流去，
　　清澈的寂寞，
　　已完成在
　　一个明朗的梦里
　　
　　泉“从心中涌出”已经带上了主观色彩，清澈泉水化为“清澈的寂寞”，早霞映潭化作“一个明朗的梦”，更是诗人情绪的写照。
　　音乐性。这是诗歌语言的特质，且不说我国古诗是入乐的，即使是现代白话新诗也要讲求音韵美。诗的音乐美，不单单在于好听，易记，而主要在于它能造成一种旋律，一种氛围，把读者带入一种痴迷的境地，从而微妙地表现诗人的意识之流和玄远、飘拂的无形之象。这方面有点类似音乐。象征主义甚至把每个词当作音符，把每首诗当作可以演奏的乐曲。中国诗的音律，是由语言音节的停顿和声韵以及词本身双声叠字等构成。下面以李清照的《声声慢》为例试谈一二：这首词开头的十四个叠字：“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你即使不看文字的字义，只听声音，也可以把人们带入到一种凄清悲凉的气氛中去，感受到诗人寂寞无聊的心绪。这就是诗歌语言音乐性的艺术效果。抑或，可以这样说，一串串没有音乐性的文字排列，严格说来，是不能成其为诗歌的。 
 
（2） 
　　诗需要表现性的艺术语言，但光有这种语言的并不等于诗，它们只是构成诗的材料，还必须组成一定的结构，进入一个有机系统。孤零零的一个词是毫无疑义的，说明不了什么，只有进入一种结构和系统，才能意味无穷，发挥神奇的效能，这种结构和系统，就是语境。
　　所谓语境，就是一首诗歌的全部语言构成。既包括一首诗的词句展开所形成的词与词关系的“横组合”（上下文、前后语等），又包括词语形成过程中受到时代、社会、历史、文化、习俗等影响所留遗迹的“纵组合”（语义的审美和历史积淀）。正是这种纵横网络，构成了一首诗独特的语境，词语一旦进入语境，就失去了它自身的独立意义，它的选义，是由特殊的具体语境决定的，选中的意义，可以是距离主要意义很远的暗示意义或联想意义。我国古代有“炼字”的传统，但是“炼字”，不是就字论字，争一字之奇，而是在特定的语境中看它的整体效应。“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云破月来花弄影”的“弄”字，并不奇特，都是寻常字，它们之所以粲然生辉，传为美谈，正是语境使然。 
   
 　　这里，我们可以一首诗为例，对其语境做一个简要地分析：
　　
　　你喜欢这黛绿的橘叶吧！
　　一片一片是我给你的信，
　　就是严冬也不会凋零。
　　
　　你接住这黛绿的橘叶吧！
　　一片一片，是我心树上的鸟，
　　年年春天，将羽毛更新。
　　
　　你珍藏这黛绿的橘叶吧！
　　一片一片，是我无限的爱，
　　我老了，这爱还年轻......
　　
　　这里的橘叶，如果不进入诗歌，那便不过就是一片一片普通的橘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但进入诗歌之后，就大不相同了：它变成了一封封信，而后羽化成一只鸟。变为信，形象还比较近，化为鸟，这距离就远了，但仍然能在想象中联系，最后竟然化作一片无限的深情。这首三节的诗，每节的头一句从不同的角度重复“黛绿的橘叶”，由于承受了一层强似一层的语境压力，它就从一般生物性的橘叶，转化成丰富复杂的爱情象征了。若是进一步联系到诗人长期生活在橘园，热爱自己的青春，进而联想到古代红叶题诗的故事，其意味或许就更浓郁和丰富了。诗中“橘叶”的多义性，恰恰是这种语境的多重压力造成的。离开了语境，一切便毫无意义。李清照有这样两句诗：“不知蕴籍几多时，但见饱含无限意”，这是吟咏梅花花蕾的，正可做我们艺术上的启示：诗中的词语也如小小的花蕾，承受着层层语境的包围，剥开花瓣，就可以展现无尽的情意。诗的语言，就是这样在一定的语境中生成的语言。
　　由是，可以约略地看出，语境的功能和机制有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一是对词的限义功能，即把词限定在特定的意义中。如“橘叶”脱离原意成为爱情的象征；有人把这种机制比喻成“警察行动”；一是对词的扩意功能一个词从其他词组成的系统中获得巨大力量，“橘叶”之所以具有了丰富的蕴涵，正是语境所赋予的，有人把这种机制比喻为“人体运动”：牵一发而动全身。

（3） 
　　如果说语境还是强调诗中词与词、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的话，那么，“语义场”就是强调一首诗在造型表意方面的整体效应。伊普森曾说：“语义场是更高层次上的意义集合。”（《新的语言观》）它是诗歌全部意蕴的综合体。
　　一首诗的语义场，大致可分为四个层面：
　　1.语音——意思层面；
　　2.语象——情感层面；
　　3.象外象、意外意层面；
　　4.形而上意义层面。
　　
　　语音——意思层面，提供的是对一首诗的最初理解，使人感到的是音律刺激和字面意义。这里的语音也很重要，它以动态的“节奏冲动”，组成一首诗的音律，不仅有利于其他因素的组合，也影响了句式的选择和一首诗的整个意义。
　　语象——情感层面，是前一个层面基础上转换生成的语象系列和情感逻辑，而且语象和情感是辗转相生的。这一层面使整个语义场结构的枢纽和艺术实体。它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和深切的感受。
　　象外象、意外意层面，实现了诗歌语言的含蓄与暗示功能，是指具体的意象之外由意象引发的更加虚幻的景象和更为深远的情致。古人所说的“言外之意”、“味外之旨”，“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等都涉及的是这个层面。最后则进入形而上性质层面，这是一个更为隐秘，更加深邃的世界，它有很强的哲学意味，展示着诗人对人生、世界合理是的总体情思。
　　试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为例：
　　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这首诗的语音就是它的韵律。字面意义也很明白，有楼，有日，有山，有河。但同韵律结合组成诗后，意义就鲜明地凸现出来，而且构成很宏阔的境界，表达诗人开张的胸襟，一轮红日慢慢地向西边山后隐去，因云遮雾绕而变成白色的了，一条汹涌的黄河奔向东方，流入大海，那滔滔的气势，看不到尽头，诗人登上高楼，眺望这“白日”、“黄河”的壮丽景象，心情不能不为之振奋。然而，人生有限，宇宙无穷，以“有限”追“无穷”，就要自强不息，奋进不止。“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两句不仅暗示了景外景在“千里”之外，而且在一般人们想登高临远的共同心情之上，寄予了诗人关与人生的思考，特别是这种思考以假定条件句出之，就更带有规律性的哲学意味。这样，这首诗就把广阔的自然景色升华为一种高远的思想境界了。
　诗歌“语义场”的作用，就是这种层层深化、层层生发的综合包孕机能和整体放射力量。其实，语义场也就是诗歌中的审美场。所谓诗境、诗味、情调、神韵、风格等这些美学范畴不是别的，正是诗人创造性运用语感弹性，在独特的纵横交错的"语境"网络中，充分发挥“语义场”整体综合的张力效应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海瑞两千编写）
  
 

       一般人认为自由选举是民主的第一步。可是这一步不见得带来民主，更不见得带来经济繁荣。在西方殖民帝国退出非洲的时候，几乎在这些殖民地中都举行过“自由选举”。现在呢？没有一个非洲国家是实行民主政治的。这当然有许多因素，可是就证明了自由选举不见得能带来民主，带来的却是一个个中了“选举”乐透奖的独裁者。还有，有不同去“做”选举的方式，各地方的政客都自有一套办法。

      用得最普遍的是杰瑞蝾螈法（gerrymander）*，即把选区划成不规则形状，把反对派（可能对己方投反对票者）的选民分散，使拥护派（可能对己方投赞成票者）的选民在选区中能得到最多票（在河北省第九次人代会上，腐败分子程维高就使用了这种方法）。

      一般人认为最公平的选举是以多数票当选。可是美国开国元勋杰克逊把这种选举称为“多数人的暴政”。有一个美国人不大提起的实例：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开宗明义说道：“人人生而平等。”可使这个建立在“平等原则”基础之上的国家中的大多数人——白人（当然有不少抱不平的白人。可是他们是少数中的少数），却以多数统治暴政的方式，一致同意歧视黑人，而且还立法把歧视合法化。要在80余年之后打了一场到现在还在伤心的内战，才把黑人解放。还要等到20世纪60年代（几乎200年后），才有马丁·路德金奋起领导黑人去争取民权，而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黑人、白人才几乎平等。

      多数票当选造成的悲剧的例子，最甚者是智利20世纪70年代的选举，而多数票也不见得代表民意。（民意也不见得是正确的，欧洲有一句谚语：“100万个法国人可能都是错的。”以上说的，白人立法歧视黑人就是一个例子。）一个极端的假想的例子是：如果某个国家有100万人，在选举总统时，999，998人都选自己为总统或弃权，有两票另选某人，这人就以三票的多数当选为100万人的总统。

          于是，有人提出了在选举方式上的数学研究。数学家有不少解决这种“多数统治暴政”的问题。但似乎还要等一阵子，这些方法才能付诸实用。

 ——摘自[美]K.C.COLE 著：《数学与头脑相遇的地方》丘宏义 译 长春出版社 2004.1第二版 第9-10页

附：政治权力的限制--仅有选举还够不上民主
译者 张亚娟（北京）校者 殷卫滨（廊坊）

 作者 罗纳德－梅纳德斯（RONALD MEINARDUS）

 

  （马尼拉）在大多数国家，选举吸引了公众的巨大注意力。这毫不奇怪，因为这些政治实践构成了民主秩序的核心。古希腊语的"民主"一词译成英语，意思就是"人民的统治"。

     在当今大多数的民主国度里，大众的政治参与被限定为在每隔几年的选举日选举领导人。而且，普选的实践还赋予人民代表政治上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也是民主的宪法秩序保持稳定必不可少的因素。

      在选举程序有缺陷的国家，其政治领导层就会缺乏合法性。这经常是政治动荡不安（即使算不上动乱）的根源。选举和民主犹如一车之双轮：如果你去掉一轮，车辆就无法前行。

     将选举弃之不用的统治者理应被称作独裁者。民主统治的真正精髓恰恰就在于对政治权力的限制。在民主秩序下，各种各样的方法被用来约束权力。在民主国家，掌握政府权力的时间总是有限期的。所有的宪法都含有限制政治领导人任期的条款。在一些民主国家，甚至明确排除了政治领导人在规定的任职时间届满后竞选公职的资格。

     选举与民主在本质上是分享、制约政治权力以及监督。我以为，在某个特定的国家，其权力制约制衡制度运转越有效，其民主政体的素质就越高。

 

    在当今大多数民主国家，权力的分配不局限于三种传统权力的经典的划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除了这种"水平型"权力分配以外，"垂直型"分权也很重要。所谓"垂直型"分权是指中央政治与地方自治单位之间权力的划分。

     最先进的政治分权制度是联邦制。我听到过很多赞成和反对这种模式的论点，但无可争议的是，联邦体制加强了对民主治理至关重要的制约制衡制度。

     虽然没有选举的民主是难以想像的，不过，单是政治选举本身并不能必然带来民主治理。换言之，一个人不可能是不支持选举的民主人士，但一个人不是民主人士，却可以很好地操纵选举。在世界许多地方，民选的政府却全然不顾宪法的限制，剥夺了人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

     美国记者法瑞-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在其倍受称誉的《自由的未来：不自由的民主》一书中，列举了一长串他所谓的"民选的独裁者（elected autocrats）"名单。他说："在过去的十年里，自称代表人民的民选政府一直在滥用权力，侵犯其他社会阶层的权利。"

     作家划清了自由的民主和不自由的异化（或者说"不自由的民主"）的明确界限。自由的民主以竞争式选举、法治、分权和保护基本政治自由为主要特征，而不自由的民主很可能也认可竞选，但却很少尊重上述的基本自由权利。

 

对于有资格称得上自由的民主国家而言，每隔几年举行政治选举是不够的。"一雀不成春，一选不曰'民'"，柬埔寨反对党领袖桑兰西（Sam Rainsy）近期在台湾举行的自由国际亚洲区研讨会（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Asian Conference）上如是说，这次会议共有20多个国家的100多位政治领袖与会。

 

    尽管扎卡里亚在其书中关注的焦点是中亚、穆斯林世界和俄罗斯的"不自由的民主"，不过，就有选举但也在法治和尊重公民自由方面存在严重缺陷的国家而言，柬埔寨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桑兰西说，"真正的困难在于（消除）共产主义的遗毒以及国家机器与执政党不分。"这让我们又回到了制约制衡的重要性上来。

 

    在台湾举行的研讨会上，欧洲理事会议会大会（the Parliamentary Assembly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前主席罗素-约翰斯通勋爵（Lord Russell-Johnston）阐释了从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对巩固民主非常必要的五个关键特征：

 

     应该给全体选民提供政治选择的余地。这正是政治纲领或宣言不同、意识形态各异的政治党派发挥作用之所。

 

    反对党应该成为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了自由主义民主的繁荣，反对党必须捍卫政治体制并且忠于宪法。

 

    官僚阶层必须诚信可靠。

 

   人人务要尊重法治。

 

    公民社会由非政府组织、工会和其他利益集团构成。与当选的政治权力统治集团、国家机构和政党一道，这些团体在自由的民主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补充作用。

 

   公民的社会团体在人民与政府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它们提供了代议制议会规则和每隔几年举行的选举不可能提供的政治参与渠道。

     在政治体制尚不成熟的社会，公民社会的关切意义提高。不幸的是，大多数新兴民主国家的实际情况恰恰是政治体制尚不成熟。

    罗纳德-梅纳德斯，弗里德里希-诺曼基金会（Friedrich-Naumann-Foundation）的常驻代表，亚洲事务评论员。

                                                译自2004年5月14日东京《日本时报》